經濟觀察報 潘洪其/文 近期，重慶市、海南三亞市等地分別發生了出租車罷運事件。重慶市采取了妥善措施，政府部門反思罷運深層次原因，承諾解決問題，市委書記與司機代表座談協商，市交委主任、交委副主任、市運管局局長受到行政警告處分。三亞市委書記向出租司機承諾降低承包金，市交通局局長、黨組書記、副局長三人引咎辭職。全國總工會也做出部署，要求推進出租車企業建立工會組織工作，推動以車輛承包費、工資、休息休假、勞動保護為主要協商內容的集體協商制度，幫助職工以理性、合法的渠道反映利益訴求。

在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回應下，各起罷運事件很快平息。受到罷運事件的觸動，有關方面迅速啟動問責機制，并就出租車行業的管理體制、司機維權等問題，著手建立協調協商的長效機制。出租車司機提出的一些合理的利益訴求得到了維護，同時也有效推動了政府的工作，這樣的情形，應該說是比較令人滿意的。

不過，輿論的看法也不盡然。有些看法認為，出租車司機“正常途徑反映問題無人重視，而一鬧領導就會高度重視”，“是一種非常惡劣、可怕、傳染性很強的暗示”。作者要求政府在出租司機“鬧”之前就主動解決問題，避免這種惡劣暗示傳染開來，“讓人感覺好像政府只吃這一套”。聯系到重慶等地積極回應出租車司機吁求的做法，可知上述看法其實是一種偏見。

現實生活是復雜的，有些時候，當事人通過正常途徑反映問題，也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及領導的重視，但要很好地解決問題，卻往往非一朝一夕之功即可完成，因此，不能說只要當事人反映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就一定是因為政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以城市出租車行業為例，司機反映的問題主要涉及出租車公司、司機和政府三方面的關系，在一般情況下，政府部門及領導即便高度重視，恐也難以強令作為企業的出租車公司向作為員工的司機讓步，而現在出現的一些事件及其處理情況則表明，雖然個別事件對城市生活造成了一些影響，但實際上也給政府出面主導解決問題，協調出租車公司、司機和政府三方面的關系，特別是協調出租車公司和司機的關系，提供了更迫近的時機，創造了更充分的條件。

我們不主張當事人凡有問題未得解決就“鬧”一下。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和法治目標的約束下，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解決問題有時也面臨著許多局限與困難，要求政府一定要在當事人“鬧”之前，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好，愿望固然良好，但卻不切實際。反之，有人“鬧”一下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對于當事者的群體利益訴求，只要應對得當、疏導有方、建立起順暢的利益表達和協商渠道，在現代社會，對“鬧一鬧”即便不視為社會政治生活的常態，至少對此不必過于緊張，不必動輒提升到“危害社會穩定”的高度而如臨大敵。

政府如果能夠盡最大努力，趕在當事人“鬧”之前積極主動地解決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現“鬧”的情況，這當然不錯。但既然“鬧”不能絕對避免，事實上也勿需絕對避免，那么，政府對“鬧”的既成事實給予高度重視，并像這次重慶等地處理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那樣采取積極措施，認真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分歧，就不能簡單理解為政府在向當事人妥協、示弱，在助長當事人“動不動就鬧”的壞脾氣，也不能說是在向民間強化什么“惡劣暗示”。

重慶等地政府對“鬧”予以重視，說明他們有解決問題的壓力與動力，他們通過與各相關利益方的協商等方式化解了矛盾，積累了一些善治的經驗。其他地方如果出現類似問題，也應該學習他們的善治經驗。對此，如果非要說“一鬧就重視”是惡劣暗示，那么除非寄希望于政府成為“全知政府、萬能政府”，但歷史與現實都已證明這樣的向往不切實際。再進一步說，較之重慶等地的經驗，那種“再怎么鬧也絕不重視”，或者只要有人“鬧”、只要有人提出我們未曾考慮到、顧及到的利益訴求，就一律從重從快施以嚴懲的反應，只會更加激化矛盾、擴大事端。其后果之惡劣，就非“暗示”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