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秋風/文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盡管是否將演化成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尚未可知，但國內外很多人士已經在興高采烈地談論：美國即將衰落了，七十年代末以來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將要終結了，甚至于跌跌撞撞地走了二百年的資本主義也終于要終結了。
一切皆有可能，斷言或者預言新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終結，不會比算命術更不科學。對于中國人來說，唯一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是，這些可能的變化對于中國意味著什么？中國未來建立優良秩序的正道何在？
屢與西方同步左轉的近代史
自清末士大夫倡言變法、立憲時起，實際上，整個二十世紀，中國與西方的制度變化是同步的，有時甚至是超前的，尤其是當西方向左轉的時候。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思想界的低落情緒很快就傳播到中國，梁啟超等人對西方文明產生懷疑，并倡言用中國文化拯救世界。孫中山的革命綱領中包含了美國的喬治主義，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影響更是眾所周知的。意大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也曾經對當時的執政者產生了巨大吸引力。
這種同步性在經濟政策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清末立憲之際，商人主導的憲法和法律強調保障私人產權，減少政府干預——這與今天人們談論的“新自由主義”十分接近。隨著大量學生到國外留學后回國并支配學術、輿論，西方學術界自十九世紀后期以來形成的關于財產權的新理論，很快就在中國流行起來。王世杰在其1927年出版的《比較憲法》中援引狄驥的“財產職務說”，主張對私人產權施加限制。
西方學界關于市場與計劃關系同樣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清末民初的立憲，關于經濟制度并無特別表達，因為傳統的憲政理論設想的是一個守夜人政府。后來西方出現關于國家與經濟的關系的新理論，包括國有化、管制企業，于是，在中國，經濟制度成為憲法層面上進行選擇的問題。選擇的結果當然是強化國家對私人財產、私人企業的管理。
這不光見之于當時激進知識分子中間，即便是中間派知識分子也不例外。1938年，張君勱先生出版《立國之道》，其中對自由競爭制度頗多批評，對當時德國、蘇聯所實行的計劃經濟則稱贊有加，他得出結論：“今后我國之經濟建設，惟有國家社會主義而已”，其中特別提出：“不論公有與私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統一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擔任而貫徹之”。
張先生是堅定的憲政主義者，起草了1948年通過、通行于今日臺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他當然并不主張從根本上取消私人財產、私人企業制度，但受西方思想影響，他決不信賴自由競爭制度。他相信，由國家通盤計劃經濟，可以實現國家富強與財富公道分配。當時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同樣強調政府的作用。
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中國建立基于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乃是有深厚的觀念與制度基礎的。那時盡管有東西方陣營的對抗，但東西方在經濟制度安排和政策上有類似趨勢，只是程度上有十分重大的差異。西方僅對私有財產、私人企業施加一定管制，中國等東方陣營國家則徹底消滅了私人產權，建立公有制企業，實行計劃經濟和政府分配。
新自由主義潮流中的中國
這樣的體制運行了三十多年，到六七十年代，東西方經濟體制都陷入困境，不得不尋找出路。
七十年代的滯脹標志著凱恩斯主義的破產。以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為標志，歐美思想界開始轉向，形成新自由主義理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個人責任、私人產權、市場制度等價值，表現在經營政策上就是撒切爾主義、里根革命等政策調整，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也放松市場管制。
東方陣營各國碰到的問題更嚴重，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民眾的生存甚至都面臨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嘗試進行變革，而中國的制度變革是走在前列的。
這樣，東西方變革趨勢合流，但確實形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私人產權、私人企業、自由競爭制度的復興，與之相伴隨的是市場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理念確實形成于西方，但中國卻是匯聚新自由主義制度實踐潮流的一大支流。過去二十年中，中國政府趨向于強化保護私人產權，允許私人企業進入廣泛領域，放松政府管制，融入全球化過程。這些正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政策建議，人們熱衷談論的中國奇跡恰恰來自新自由主義的綱領。
一直有人將新自由主義視為美國或者國際組織的陰謀。但顯然，清末立憲所開啟的中國憲政主義傳統，就包容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內容。另一方面，安徽小崗村農民與米爾頓·弗里德曼或者國際經濟組織沒有任何聯絡，他們完全是為改善自身處境而私自進行土地聯產承包嘗試的。這正是過去三十年間發生的故事的一個寓言，幾乎所有促成了社會經濟文化繁榮的制度變遷，都是內生力量推動的。中國人自己選擇了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某些重要內容。
其他國家也同樣是如此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原先的制度已被現實證明是低效率的，已經無法維持了，必須進行變革。如何變革？從變革的內部機制看，當然是朝著與原有制度相反的方向變革，而原有制度是近似的，問題是近似的。另一方面，制度競爭的壓力也促使各國的變革策略趨同。如果一個國家的變革取得效果，經濟復現活力，其他國家就可能模仿。在這內外兩套機制共同作用下，被冠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蔓延到全世界。
當然，這個世界沒有萬能的制度。過去二十多年來各個國家采取的私人產權、私人企業、自由競爭、全球化這樣一組制度安排，雖事實證明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繁榮，但任何繁榮都帶有周期性。繁榮本身就意味著經濟、社會情勢的變化，這種變化可能導致制度失調。比如，原有的監管制度可能無法有效防范新的金融產品所潛藏的巨大風險，次貸危機、金融危機似乎就是因此而起的。
這個時候，中國與其他國家采取的對策必然是大體相同的，因為問題是近似的。中國也必然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因為中國已經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了。中國自嵌入全球結構起，就不可能有自己完全獨特的政策選擇了。
新自由主義的去與留
事實上，超越經濟層面來看，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的關系要更為復雜。
表面上看起來，二十世紀中國所發生的觀念與制度變化，均與外部世界基本同步——不管引發中國內部變化的是歐洲、日本還是蘇聯、美國。不過，表面的同步卻掩蓋著一個重要區別。
在西方，尤其是作為觀念變化之源的歐美，二十世紀的變化主要發生于政策與政策理念層面上。從二十世紀初的自由放任，一變而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以來的政府控制，再到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都是不同觀念、力量在給定的政體結構內部博弈，推動實現經濟、社會政策的調整。政策雖然調整了，但政體結構是穩定的?？梢灶A料，最新一輪的金融危機即便促成西方變化，比如，從新自由主義向凱恩斯主義回歸，也仍然是一次政策調整而已。
然而，面對本輪金融危機，很多人是帶著一種不成熟的心態看待西方可能發生的變化的。西方語境中僅具有政策含義的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被放大到政體層面來看。在這樣的視野下，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制度變遷進程及其背后的理念，儼然就是一個錯誤，需要推倒重來。
這樣的立場是“直把杭州當汴州”了。新自由主義對西方而言只是政策，但對中國來說，新自由主義理念中所包含著的建立現代國家所必須的某些合理制度，比如個人自由、私人產權、市場制度、獨立司法等等，還未能完全確立。西方確有可能轉而強化市場監管，但對中國來說，市場監管的對象本身還遠不夠完整。中國固然需要強化監管，同樣需要構造市場本身。
換言之，中國仍然需要繼續沿著過去三十年的方向變革。包含新自由主義名下的很多內容，與超出它的更為廣泛的理念和制度，對于中國依然具有根本價值。同樣是面對新自由主義，西方可以將其作為政策輕易放棄，中國卻需要在更高層面上堅持它所指示的方向，即保障和擴大個人自由，給私人企業更大活動空間，建立完整的市場制度，進而建立和完善法治、民主、社會自治制度。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宏觀經濟政策與體制改革措施之間將形成某種張力。能否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張力，在強化政府權力的短期政策與擴張個人自由的長遠戰略之間保持平衡，決定著剛剛過去的這一輪增長奇跡在長時段歷史中的蓋棺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