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專欄作家：Harold James

國際社會對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回應，混亂而且代價高昂。這已經促使法國總統尼可拉斯?薩科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以及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干事的德國總統霍斯特?克勒，號召召開新布雷頓森林會議來設計一個新的全球金融體系。

但是召開新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前，我們需要對全球金融體系要求什么和可以提供什么有清楚認識。

當今的國際金融體系顯然在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問題，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在正常時期看起來越來越無關緊要，在危機時期也不起作用。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美國住房市場崩潰可能的代價發布了悲觀的正確數據，但是，它在處理當前的危機上，幾乎沒有起到作用。

這是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次在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中成為一個局外人。

雙邊會談有利于金融外交

布雷頓森林會議成功了，不是因為它召集了每個國家，也不是因為與會國參加了一個內容廣泛的會議。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國際努力失敗，其中真正的教訓在于1933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規模很大卻很混亂。凱恩斯斷定，一個真正切實可行的計劃只有在“一個大國或有同樣想法的一群大國”的堅持下才能設計出來。

凱恩斯上面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但他應該增加如下觀點：一個大國和另一個大國進行談判，會對事情有幫助。過去，最有效的金融外交都發生在兩個對國際經濟持不同態度的強國的雙邊關系中。

這也適用于布雷頓森林會議的準備工作。雖然布雷頓森林會議有44個與會國，但是只有兩個國家是真正重要的，即英國和最重要的美國。布雷頓森林協定通過英美對話，以及在此過程中來自法國和加拿大不時地調停，最終成型。

雙邊會談后來仍然是大型金融外交取得重大成功的關鍵。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當固定匯率制度結束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繼續存在了下來?！秶H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由當時正在尋求更多靈活性的美國，以及需要過去的金本位制度的可靠性和可預見性的法國，進行了重新談判而確定。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當法國、德國和英國試圖討論歐洲貨幣關系時，這個關系卻變得模糊，但是，當只有法國和德國參與討論的時候，歐洲貨幣關系卻被厘清了。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劇烈的匯率波動導致有人號召采取新的貿易保護措施的時候，美國和日本找到了一個有關匯率穩定的解決方案。

中美兩種模式能否互補

就國家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美國，以及美國最大的債權人中國是顯而易見的一對國家。就主題而言，新布雷頓森林會議將不得不解決一個新問題：國家應該怎樣處理在過去40年里受到私營部門影響的巨額資本流動。

在2008年之前，兩種可供選擇的模式似乎都在起作用。

模式之一是擁有各種各樣受監管的銀行、監管不那么嚴格的投資銀行以及幾乎不受監管的對沖基金管理資本流動的美國模式。模式之二是中國的解決方案，在這種解決方案中，成本越來越高的外匯儲備管理讓位于在國外尋找戰略性投資機會的活躍的主權財富基金。

這兩種模式都是有瑕疵的，并且易于產生政治爭議。美國模式失敗了，因為一旦一個由復雜的新金融工具形成的、充斥著強烈危險和無法消化的損失的狀態變得清晰起來，銀行就會極易受到恐慌的傷害。

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在現在大規模的救市行動之后，世界上充滿了帶有政治性的關于哪個銀行被救助，服務了誰的政治利益這樣的討論。

美國已經有關于高盛對美國財政部的影響的激烈爭論。同樣，規模非常大的歐洲救市行動，總額近2萬億美元，已經產生了有關救市成本分擔的爭議。

同樣，中國的解決方案也引起了主權財富基金可能被濫用，以獲取一個經濟體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行業或者整個部門的擔憂。而中美兩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有利于國際金融體系的重建。

IMF應擴大援救使命

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初靈感是，基本上自動而且按照規則管理的機構是一種穩定市場和預期的不那么政治化的方式。

這一點在今天仍然適用：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大資本提供者(例如亞洲的順差國家)管理資本需要，調整銀行的臨時份額，它就能在國家和私營部門機構之間提供一個中立的、非政治化的緩沖器。

在1944年最初構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重大的私人資本流動，國家承擔了幾乎所有的國際交易。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使命擴大到包括對一些私營部門的援救，就會凸顯其在市場的突出作用。同時，一個受規則約束的國際機構的介入，會使銀行資本調整以及貨幣干涉相關的政治毒害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