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焦建 G20會議已經落下帷幕，而銀行業到底如何進行監管，我們可以聽聽來自《經濟學人》的聲音：

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Barry Eichengreen曾經參與寫作一篇文章探討上周的峰會到底應該解決什么問題。而他對跨越國際的金融會議到底會存在什么困難的探討也值得聽取。

一方面，曾經人們以為，金融是每個國家自家的生意。而這場危機已經顯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里發生的深刻動蕩，也能夠引起整個全球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次貸市場一開始的不穩定也許只是小小的問題，而這樣的小問題最終因為缺乏恰當的監管，最終演導致了歐洲銀行業甚至是整個新興市場的問題。

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們卻又相互猜疑著不希望將監管自家銀行的權力交出去。這不僅僅是出于學理上或者是對于自家監管更加適應自家金融體制的一種渴求。這也是出于如下的原因——當危機降臨的時候，民族國家們是為失敗承擔責任的對象。不僅如此，監管者們想要起到更好的監管作用的話，他們還必須對被監管對象有著更為清晰的親密的本土知識。而即便是如此，正如世界已經見識過的那樣，一旦有機會，被監管者們還是希望鉆各種空子。

國家和超越國家的監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這樣的事實導致了這樣一種特別的國際銀行體制。在1980年代，美國和英國對日本銀行業實力的擔心日益加劇，因為后者在1988年的時候，全世界按資產計算最大的十大銀行中，日本已經占據了九家。而在這個時間開始的時候，日本才只有一家銀行上榜。最使得西方人頭條的是日本的監管者同意銀行將股權視作核心資本。正是廉價的資本推動了它們的增長。而這樣的行為是如此的不計后果，正如日后發生的日本股市大崩潰所預示的那樣。

在國際結算銀行的贊助之下，災難之后，來自主要經濟體的人們在巴塞爾就銀行究竟應該如何計算資本以及資本充足率的最低標志達成了一項原則性的協議。他們的談判部分的是關于如何使全球金融體制更具彈性。但這也同時關系到了商務爭端。這樣的在普遍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沖突之間的含混規定導致了今后所有的金融談判的模糊不清。

英格蘭銀行監管體系的監管者Andrew Gracie指出，正確的監管來自監管者們將系統性的危機化解為一次只審視一個銀行。這樣的假設是，假如每一個機構自身是健康的，而作為它們整體的的整個系統也將是健康的。

這樣的監管哲學過去充滿著疑問。而現在它看起來則是充滿著荒唐。銀行們的資產大多類似。在危機之中，這整個行業的危機都可能會出現問題，這意味著一旦一家銀行出現問題，整個行業都會受之牽連。因此，談論一種新的建立在這樣一種哲學基礎之上的監管體制，可能充滿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