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美國財長保爾森近日宣布，救市資金將不再被用于收購問題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會被主要投放于消費信貸領域，以刺激疲弱不振的美國消費市場。

與美國同行將焦點放到刺激消費終端、寄希望于市場需求拉動相比，我們的救市錢行政氣息更濃，通過把錢砸向一個個具體的大項目以期立馬見功的心情更為急迫。

是美國人缺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還是我們對市場更缺乏信心，這是一個無法有現成答案的問題，因為這場救市賽局剛剛開始，哪一種方式效果更佳，尚需實踐的檢驗。

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與前幾年面對各地如脫韁之馬的發展勢頭，為了給經濟降溫而在貨幣、財政政策和行政手段調控之間舉棋不定、左支右絀之狀相比，各部委此番在落實成千上萬億的投資計劃時顯得更為得心應手，無論是項目審批，資金落實，還是組織實施，均雷厲風行，令行禁止，充分顯現了各行業主管部門對所在領域業務的嫻熟，和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被壓抑的主動充當投資者的快感。

政府不要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是近年來人們在界定市場與政府邊界時經常脫口而出的金科玉律，然而從過去幾年宏觀調控的實踐和眼下熱火朝天的情勢來看，中國政府顯然更愿意當運動員，也更善于當運動員。面對發改委門前再度熙來攘往的要項目、爭投資的地方游說團，那些曾經大聲疾呼推進市場化改革的人們難免五味雜陳。

面對此情此景，人們在心生感慨一聲嘆息之余，更應平心靜氣對此一市場與政府糾纏不清的局面的形成進行分析，庶幾能從觀念和現實的謬誤中覓出一條生路來。

這次為保增長而推出的巨額投資計劃，其邏輯前提是大力拉動內需，而之所以要拉動內需，是因為外需不振，國際市場靠不住了。在我們探討部門主導型項目投資制是不是拉動內需的最佳方式之前，不妨先探究中國經濟為何身陷如此的內外需失衡。

內需長期不振的種種根源已經被人們闡述殆盡，諸如社保醫保體系不健全令國民消費信心不足，財富分配不合理令百姓無錢可花，服務業不發達無法有效帶動需求等等都不無道理。面臨如此情勢，企業選擇為有利可圖的外國訂單打工自然無可厚非。那么接下來哪些因素又扭曲性強化了這一趨勢呢？有人歸之于市場的盲從，進而認為這是市場不能被充分信任的“罪狀”之一。

然而，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恰恰是政府對市場自我調節能力的人為扭曲，令中國經濟在“媚外”之途上越走越遠。人民幣遲遲不升值，以及各種資源無法按市場需求定價而被人為壓低，都令外向型企業的成本無法得到真實體現，市場也無從通過價格機制發揮汰弱留強的功能，從而令這一領域的產能過剩日甚一日，一旦外部局勢出現風吹草動，其脆弱性便一覽無遺。而外向型企業的高勞動密集度，又令與之相關的就業顯得形勢逼人，無形中加大了政府拉動內需的壓力和各部門赤膊上陣保增長的緊迫感。

在這踩剎車與踩油門的急速轉換間，市場的無形之手已幾乎被消滅于無形，而市場力量的削弱，意味著市場調控空間的收縮，其讓渡出的地盤則令中央與地方間行政博弈的空間加大，無論是調控期間的抗命不遵，還是保增長時刻的跑部進京，有形之手都在漫天飛舞。

這種博弈反過來又給宏觀經濟的走向添加了不確定性，在人們汲汲于央地財權事權邊界的討價還價時，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功能，價格機制對企業決策的引導作用都被束之高閣，重要的是各級政府的游說和談判能力。在這種機制下確定的項目，在拉動當期的增長后，會帶來什么樣的長期效益的惡果，人們可拭目以待——畢竟我們不是第一次大規模拉動內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