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專欄作家:Jose Antonio Ocampo

對我們當中長期以來聲稱國際金融體系需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來說，是很歡迎布雷頓森林體系II的倡議的。

雖然，在1997年到1998年的亞洲和俄羅斯危機以后，有人提出過類似的倡議，但是這些倡議都沒有得到富裕工業國家的認真對待。當前，這些富裕的工業國家處在金融風暴的中心地帶，或許它們現在會對這個倡議認真起來。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問題

當前，進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呼吁存在兩個基本問題。

首先，它缺乏內容：最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II要討論什么，還不清楚。

其次，這個過程是以將絕大多數國家排除在會談之外的錯誤方式開始的。顯然，對G7或G7的一部分成員國來說，這對顯示它們的領導地位是有好處的，但是，在沒有給予其他國家足夠發言權的情況下，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出現的。

現在，最明確的問題是要糾正全球金融市場表現出來的監管缺位。改革全球金融體系的討論應該以同意監管原則為開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則是監管必須全面，以避免產生導致當前金融動蕩的大量漏洞。 

監管也應該具有很強的抗周期關注點，以便在繁榮時期防止金融杠桿的過度使用，同時防止資產泡沫助長信貸擴張。

任何新的金融機構監管體系都應該建立在運作良好的國家以及區域機構的網絡之上，并且也應該用全球視野對金融機構進行真正的國際監管，在歐盟仍然不存在這樣的機構。

絕大多數人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應該處于這個監管體系的中心位置，國際清算銀行和巴塞爾委員會與其相比處在更為有利的地位，但是要對它們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以擴大它們的成員范圍，并避免巴塞爾委員會的主要問題：它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

IMF改革應提上日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三個主要問題也應該提上日程。

第一個問題是確立真正的全球性儲備貨幣的必要性?；蛟S這種全球性儲備貨幣會建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s)上，這樣能克服建立在國家貨幣上的國際儲備系統內在的不公平和不穩定。

美元信心的周期性、獨立于其全球影響而采用的美國政策及進而將這樣的美國政策施加給世界其他國家所造成的周期性沖擊，都損害了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 

第二個問題是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國家，置于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中心位置的必要性。這是讓發展中國家擁有發言權的唯一途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6年啟動的對全球失衡的多邊監管，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一個措施，但是，這一措施缺乏成員國的承諾，也沒有執行機構。 

第三個問題是關注發展中國家的主要需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在收支差額危機中迅速貸款，并且不對借款國家施加過重的負擔條件。這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起來更像是一個以靈活方式提供流動性的中央銀行，這種方式就像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最近提供大規模資金的那樣。

在所有這些領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應該更加積極地利用區域機構。10年來，我都在提議，未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儲備基金網絡的頂點。也就是說，一個在設計上和歐洲中央銀行或者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相近的體系。

為了實現審慎監管政策的目的，可以采用類似的制度設計。一個更密集的機構網絡似乎更適合多樣化的國際社會，而且，這個機構網絡也可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和使小國發出更強有力的聲音。

建立國際債務法庭

最后，當今的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重大不足是缺乏一個制度框架。一個類似于國家建立的用于管理國民經濟中的破產案件法庭的機構，這個機構在國際范圍內管理債務積壓。

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依靠的是臨時機制，這些臨時機制通常在高額債務已經造成破壞性后果之后，才運轉起來，通常已經為時已晚。

現在唯一經常性的制度機制是巴黎俱樂部(19個國家債權人不定期在巴黎舉行會議，以討論債務事宜。重點討論事項為合作緩解無法償還債務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但是，它只處理政府的融資問題。布雷頓森林體系II應該通過建立一個國際債務法庭，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前的金融危機已經使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必要性突顯出來了。但是，任何召開“布雷頓森林體系II”會議的號召，在內容上都應該具體。

審慎監管和指導的全球體系；完善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一種全球儲備貨幣，協調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并提供靈活的信貸額度；以及一個國際債務法庭，所有這些都應該和必須提上“布雷頓森林體系II”會議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