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專欄作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 韋森

在一個撲朔迷離的國際金融經濟環境和相對嚴峻的國內宏觀經濟格局中，政府的宏觀決策層如何做才合宜？筆者認為，阻止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繼續下滑，似宜啟動以大幅度減稅為主軸的財政政策。

不能僅靠寬松的貨幣政策

目前，在流動性仍充裕的情況下（我們經濟體中，廣義貨幣供應量M2高達45.29萬億元，大致相當于GDP總量的160%），降息和降低銀行準備金率這類貨幣政策將收效甚微。

要認識到這一點，關鍵要認識在經濟全球化、貨幣收支電子化、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越來越虛擬化、國際之間資本流動瞬間化的網絡信息時代，金融資產與貨幣資產的界限已經非常模糊，且二者之間的轉換只是瞬間的事。在此條件下，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及凱恩斯主義的通脹理論，似乎無法再能解釋當今社會中的經濟增長與通脹、通縮現象了。

固守經典的貨幣數量論，可能已不能解釋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在整體上仍可能出現資產價格和消費品價格全面下落，或言“通縮”這一宏觀現象；也無法理解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采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可能是無效的。

換言之，再用傳統的貨幣數量論理解或解釋中國的通脹、通縮現象，將是一種現代的“刻舟求劍”。在經濟體內，企業和個人存款巨大、流動性充裕、外匯儲備仍在積累的情況下，若僅靠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如果說不是“開錯了藥方，下錯了藥”，至少結果可能是“急驚風撞著個慢郎中”。

繼續減稅啟動內需

在中國宏觀經濟的當下格局中，如果企求用稍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以確保經濟增速不快速下滑的政策變量是無效的或收效甚微，那么，政府不得不考慮采取寬松的財政政策以恢復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勢和動力。

然而必須強調，從中國目前經濟的基本面來看，我們強調寬松的財政政策，絕非指政府一方面無限制地征稅，另一方面無節制地亂花錢。當前最合宜的寬松的財政政策應是大幅減稅。

在企業界投資信心不足，居民消費信心匱乏的情況下，刺激經濟增長的首要措施莫過于大幅度減稅。

盡管減稅不像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那樣對經濟增長有直接作用，但可以把蘊生經濟增長的動力資源和財力真正還于民間，進而逐漸恢復企業家和消費者的信心，最后才能從根本上重振國內投資和啟動內需。

另外，在目前中國政府財力相對充足的情況下，加快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并深化金融體制建設與改革，使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規范、公正地運作，讓人們對未來有較為確定的預期。

雖然看來這些與經濟增長沒有直接聯系，但考慮到人們的信心和對未來的預期在現代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中起著深層作用，恰恰這些改革是未來中國啟動內需的原初的影響因素。

當然，以減稅為主要杠桿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可能迫使政府再度回到赤字財政。然而，在目前有些險惡的國際經濟環境，甚至有些潛在危險的國內宏觀經濟格局下，采取擴張性的赤字財政，也許是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迫不得已的選擇。

不必過度恐慌

綜合審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的經濟全球化、增長虛擬化、貨幣收支電子化、國際資本流動瞬間化的“新四化”特征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應該說，全球經濟走向如1929~1933年那樣的世界性大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大。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的虛擬化中，金融資產膨脹和實體部門不斷增長，在金融動蕩中資產蒸發，且在虛擬化中調整和衰頹。這對實體經濟無疑有些影響，但不會太嚴重。

當前中國的問題是，在當今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中，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對高度倚靠外貿出口的經濟高速增長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導致中國可能隨著世界經濟的整體不景氣，而進入一個宏觀經濟增速逐漸放緩的慢通道。

盡管如此，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政府手中掌握著巨大的財富和資源的現實格局，使中國在當今世界大國的競爭和博弈中，處在相對不太壞的位置。在此情況下，認識不到全球金融動蕩中國際經濟環境中的暗流是危險的，把握不準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更會加大這種危險。

然而，在目前全球經濟前景撲朔迷離和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的態勢中，也沒必要過度恐慌。網絡信息時代，人類社會自發演進中出現的問題，尤其是由于一些新的金融衍生產品不斷產生導致的國際金融體系出現的嚴重功能障礙，人類社會和各國政府總能夠，且必定會適應性地在競爭及合作的博弈中加以解決。

風暴過后，烏云會散去，21世紀的世界和中國經濟的未來依然會陽光燦爛。

經濟決策者判斷要慎重

最后有一點需要我們特別反躬自省。經濟學家預測未來，歷來危險；經濟學家不預測未來，若經濟有危險，危險會仍然在那里，但至少不會加大危險。然而，如果有經濟學家誤判了未來，且影響了一國的宏觀經濟決策，并改變了其演變走向，往往會產生一種危險的增大效應。

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信息網絡發達的全球化時代，往往會讓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和學習成本。

譬如，對像中國這樣一個GDP總量超過25萬億元的巨大經濟體來說，若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誤判了經濟的基本面和潛在走勢，其危險和損失將不僅是用千億、萬億來計算的數字了，而可能牽涉到一國經濟未來何去何從，以及在世界大國的博弈中成敗與否的長期發展路徑問題。

因此，在信息時代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格局中，容不得那些影響中國宏觀政策制定的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基本面一再誤判和政府決策層的宏觀政策連連失誤和滯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