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與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環境相似，都面臨著“資產泡沫”破滅后經濟不景氣、財政收入下降、消費不足、失業率上升等困境。

回顧日本的稅改，可以看出，經濟下行周期，減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GDP的增長，但必須兼顧金融、財政等方面的改革，才能實現經濟的復蘇。

泡沫破滅后的經濟下滑

很多日本人都懷念上世紀80年代末的那段美好時光，當時的大學生中流傳著“割青麥”的說法，指的是當時的大學生們，在還沒畢業的時候，就有公司早早的與他們簽訂就業合同，甚至還把他們送到夏威夷去度假，為的是防止其他公司把他們搶走。繁榮的就業形勢背后，是經濟根植于金融證券業、房地產業等迅速膨脹的虛擬經濟的高增長。

進入90年代，長久以來積聚的繁榮泡沫終于破滅，日本經濟迅速陷入長達10年的衰退時期。GDP增速由1990年5.1%降到1993年的0.3%，10年間，僅1996年短暫實現5.0%的增速。失業率也逐年攀升，從1990年的2.1%上升至2001年的5.3%，創下了“二戰”以來的最高紀錄。消費物價指數不斷下降，日經指數大幅下滑，資本嚴重縮水，上世紀80年代末的美好時光一去不回。

減稅促GDP增長2.5%

1994年2月3日，時任日本首相細川護熙提出了稅改方案，主要是將消費稅由3%提高至7%，并更名為“國民福利稅”。但此方案“動”了不少黨派的“奶酪”，遭到民間和在野黨反對。協調各方利益之后，日本實行了包括在1994年度內不論收入高低個稅均降低20%的減稅政策在內的稅改方案，根據這一方案，當年日本共減少了約5.44萬億日元的稅收。事實上，減稅政策效果甚微。

直至1994年6月，村山聯合內閣上臺，9月22日，村山聯合內閣制定出稅收制度改革大綱，具體包括：進行總額達5.5萬億日元的個人所得稅、個人住民稅的減稅計劃，其中3.5萬億日元來自提高課稅下限，其余2萬億日元來自通過20%的按比例減稅；消費稅方面計劃自1997年4月1日起提高到5%，并從消費稅中取出1/5用于設立地方消費稅；廢除消費讓與稅。同年11月，國會通過了包括上述稅收制度改革大綱在內的“稅收制度改革關聯四法案”，使得此次稅改正式實施。

“關聯四法案”的稅改措施卓有成效，使得日本經濟在1995年和1996年明顯增長，實際GDP實現了2.5%和3.4%的增長，日本經濟初現轉機。

盲目轉向的惡果

1995年、1996年日本經濟雖短暫恢復，但并未從困境中徹底走了出來。

1996年新上臺的橋本內閣認為，日本經濟已經擺脫蕭條，開始自律性增長，應該實現經濟政策的轉向，并提出了包括財政結構在內的六大改革。事實上，1995年、1996年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大規模財政刺激的拉動，并非自律性增長。1996年經濟的增長，是人們希望趕在1997年實施消費稅提高之前進行消費，以減少消費稅率變化帶來的損失，才使得消費年增長率達2.5%，拉動GDP1.4個百分點的增長實現的。

根據改革計劃，為達到增收節支的目的，政府壓縮了1997年度的行政支出和政府支出等各項預算，并于1997年的“愚人節”將消費稅提高了5%。

盲目樂觀下的改革，使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惡化態勢，加之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經濟在1997年再度出現衰退，實際增長率僅為0.2%，消費也下滑至-1.2%的負增長水平。

此后，1998年7月30日，小淵惠三當選為日本首相，12月，總規模約為6萬億日元的恒久減稅計劃公布，但該計劃政策并未實現經濟復蘇。

但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出臺了《關于今后經濟財政運營及經濟社會結構改革的基本方針》，宣布應充分發揮稅收制度的作用，降低稅率，健全地方財政，增強地方自治。2003年1月17日，日本通過了共約1.54萬億日元的減稅額新稅制改革大綱。日本經濟才逐漸復蘇。

稅改要兼顧多重因素

經濟運行良好，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是稅改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

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未能抓住時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使得企業的競爭力低下，最終影響稅改進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障成本不斷增加，并使得日本勞動力不斷減少，是制約稅改的另一因素。此外，不平衡的財政收支牽絆稅改進程。日本政府高筑的債臺，使得政府財政對稅收收入需求增加，從而使得減稅等稅改措施難以實施。

日本政府在尋求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僅看到了財稅政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沒有兼顧金融體制等方面的問題，使單一稅改無法徹底扭轉經濟下滑態勢。

目前中國為提振經濟，也在進行稅改，以日本為鏡鑒，中國應該從國情和從長遠利益出發，兼顧效率和公平，并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此外，還要注重時效性和穩定性，稅改措施不能朝令夕改，保持實施的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