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孫健芳 對宏觀經濟，不同的學者常常會有不同的判斷，分歧何來？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認為，宏觀經濟判斷的分歧來自宏觀信號的缺失。

EEO：你怎么看待從年初到現在的宏觀經濟的變化過程？

霍德明：從今年年初到現在，中國經濟變化很快。在今年年初，我從來沒有想到8、9月份國際金融風暴會對中國產生這么大的影響。當時，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看法差不多，都認為通脹會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主要問題。

年初時，我們一直在談如何抑制通脹。但2月份通脹率達8.7%，很多人認為抗通脹就是要貨幣收緊，所以政府存款準備金率一路增長到今年6月份，達到17.5%。其實從2006年6、7月開始，抗通脹的唯一手段就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截至2008年6月前后上調了十幾次，央行必須走這條路。當時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只要能抑制通脹，犧牲一點經濟增長也沒關系。

然而到了5、6月，中國經濟開始下滑，8、9月份，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尤其在7、8月以后，整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開始有了轉變。

我們原本是以“抗通脹”為調控導向，所以一直在收縮貨幣。原來叫退燒，但沒想到外邊的氣溫降得更快，這是無法預料的。

即使在7、8月以后，我跟余永定基本上還是站在同一陣線上。我們在增長上看法一致：國內的經濟增長維持到9%，8.5%、9.5%都能接受，但在通脹上，他希望把國內通脹維持到4%以下，我比他更激進一點，認為國內通脹應控制到3%。

這一點上，我與清華的李稻葵等觀點不一致。李稻葵等認為，增長是比通脹更重要的一個選擇。他認為“通脹是罪惡”，通脹應維持在5%、6%的范圍。但是，他們認為增長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每年有很多民工要到城市來找工作，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等社會問題的重要保障。

大家在認知上的差異主要是由于我們缺乏適當的判斷信號，要判斷未來的經濟增長會怎么回事，主要看利率、匯率，看市場利率曲線，我們都缺乏明確的信號。市場里面很多信號沒有，那么大家就只能依靠經驗來猜測。

EEO：為什么我們會缺乏相應的宏觀指標？   

霍德明：回過頭來，從四月份開始，國內經濟學家對經濟的判斷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包括對通脹、經濟增長的相關措施，包括財政和貨幣措施。

為什么當時沒有產生共識？其實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宏觀經濟中間的影響，經濟學家沒有共識，政府部門里面大概也沒有共識。

比如，最近有兩個看法：一個是農村有很多剩余勞動力，我們要繼續發展勞動密集行業。一方面，很多南方的企業主抱怨雇不到人。但是中央做的實際調查結果卻相反，很多人說找不到工作。勞動市場沒有達成共識。

此外，在金融市場更沒共識。中國金融宏觀層面上缺乏很多中心指標，我們金融宏觀里面有兩個最重要的指標——告訴我們訊息的指標——匯率和利率是被政府管到的，不能正確反映出市場狀況。

要判斷經濟景氣的好壞，未來如何走，要看利率結構，長債、短債的利率結構、利率曲線。在美國，真正市場化的利率是公司債，他們判斷經濟會不會反轉，主要看利率曲線。如果經濟反轉，利率的斜率就會改變。

中國利率、匯率都受國家管制的，匯率在2005年7月份以后才算有點放開，但沒有真正自由化。由于利率沒有自由化，根本現在的收益曲線、利率曲線不能作為一個判斷資金成本和風險的標準。

在我們國內，公司債還是零。國內有一些債券市場，比如說國債，也分長期短期的，國債的價格可以反映出來大概的市場利率情況。市場上唯一能夠反映出利率的指標是銀行之間的同業拆借利率，其他沒有什么可以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