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蘇琦
被危機殃及的年代
192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在給中國造成現實中的麻煩的同時，還給中國的精英們帶來了一場頭腦風暴。對麻煩的應對和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最后形成吊詭的歷史合力，將中國經濟送上了一條國家統制經濟的道路。
現實的麻煩主要體現在陷入危機中的日本加緊了對中國侵略擴張的步伐，最終通過策動“滿洲事變”攫取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后國聯調解的失敗，在讓中國人被迫咽下屈辱的苦果后，也加緊了自身應對一場越來越迫近的全面戰爭的步伐。這種努力主要體現在國防和資源委員會的成立，以協調全國之力抓緊建設和備戰。
此外，為加速從衰退中復興，美國在1933年放棄了金本位，又于次年通過《白銀法案》，宣布將白銀在貨幣儲備中的比例提升到1/4。此舉大大拉抬了全球銀價，加速了中國的白銀外流，進而令“廢兩改元”后中國的銀本位岌岌可危，最終在1935年被迫放棄了銀元，改行有管理的通貨——法幣。法幣改革的實施，削弱了地方銀行的實力，大大加強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金融管制能力，這與國防和資源委員會的產業整合能力相結合，加大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
與此同時，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也紛紛反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 “弊端”，稱贊蘇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好處，而馬寅初、王云五等人更提出“統合經濟論”，提倡在國家的規劃下更有目標地發展經濟，避免工商業的無序競爭。在這些物質和思想準備的基礎上，抗戰期間戰時經濟的需要更強化了經濟的國有化傾向。
及至抗戰勝利后，眼看 “經濟統合”的成果被四大家族攫取，預期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演變為大官僚資本主義，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頗有一種“悔不當初”之感。國民黨之在知識界“失寵”，除了政治上的不民主外，經濟上的化“國”為“家”也是主要的肇因。
再次令人感到吊詭的是，四大家族聚斂起來的巨額財富在解放后被沒收，成為國有資本的主要組成部分，從而為一個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進而為計劃經濟的實施鋪平了道路。
反觀獨立后的印度，盡管尼赫魯特別心儀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但面對頗有實力的、憑借其《孟買宣言》在精英層中贏得相當號召力的私有經濟部門，只能采取競合模式，終其一生的努力，雖于國有經濟有所壯大，但印度經濟始終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經濟，而未能演變成一個以國有部門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
隔岸觀火的年代
1973年6月29日深夜，美國頭號資本家老洛克菲勒的孫子、大通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佩吉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中南海進行了一場會談。那天下午，戴維剛剛同有關部門簽署了一份協議，使大通成為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銀行的第一家美國代理行。
據戴維回憶，那天晚上周恩來最感興趣的話題是國際經濟和貨幣形勢。周恩來向他問及了美元的疲軟以及美國的高通脹率和國際匯率的波動問題——“對于美國的經濟問題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總理似乎十分擔憂，并讓我解釋一下國際貨幣體制?！?
戴維·洛克菲勒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講起，講到馬歇爾計劃，五六十年代以美元結算的國際貿易的迅猛增長和隨之產生的歐洲美元市場。他還談到60年代中期因約翰遜的“大炮加奶油（同時增加軍費和福利開支）”財政與預算赤字政策造成的美國通貨膨脹。這些政策導致了收支逆差，加之歐洲美元市場的抽離作用，最后迫使尼克松決定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事實上宣布了美元的貶值，布雷頓森林體系也隨之破產。
在這一個小時的基本情況介紹即將結束的時候，戴維總結說，給美元帶來麻煩的是錯誤的經濟政策，而不是美國經濟的根本痼疾，“如果我們實施更加審慎的經濟政策，美元還會再次堅挺起來?！?
戴維形容這是一次“喜人”的會談，周恩來總理的濃厚興趣和友好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戴維回憶說，周可能太注重禮貌了，沒有糾正他的錯誤看法，因為他懷疑周實際上認為，困擾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嚴重問題，并不是他所說的冒進政策，而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肯定是包括周恩來在內中國精英層在當時的普遍認識。然而，令顧準等中青年經濟學家感到困惑的是，盡管資本主義陷入了“滯脹”的泥淖，但類似1929年那種 “資本家往大海里倒牛奶”式的生產過剩性危機畢竟沒有重演。雖然官方版本教科書還在喋喋不休地說資本主義的危機并沒有結束，還在以這樣那樣的形式不斷出現，但過去那種主要從實體經濟出發的“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式的解釋模式顯然已經過時了。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衰而不亡”、“腐而不朽”讓中國的經濟學者們開始反思西方市場經濟的活力所在——由市場形成的供求決定著資源的匹配，盡管有波動，但是效率很高，而且其波幅已經因凱恩斯主義而有所熨平。以此為出發點，中國改革派經濟學者開始沿著從 “按價值規律辦事”到“價值只能由價格來體現”，再到“市場是形成價格的最理想場所”的路徑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曲折前行。
然而，總體來說，這一時段的中國經濟學者的目光尚未能脫離實體經濟的窠臼，對于西方因“貨幣管理”問題而導致的資本市場的動蕩及其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依然陷入解釋性困惑——彼此的觀照指標和話語體系實在是差別太大了。
日益并軌的年代
同期的西方經濟學界，對中國同行們眼中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解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們正在發動一場針對凱恩斯革命的革命，從而再度給資本主義制度 “糾偏”，令其再度煥發活力。
1977年，英國首相詹姆斯·卡拉漢在一次講演中似乎徹底宣判了凱恩斯主義的死刑：“我們過去常常以為能通過支出走出衰退……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訴你，那種選擇已不存在；而它曾經存在的時期，也只是通過往經濟中注入更大劑量的通貨膨脹因素起作用，隨之而來便是下一階段更高水平的失業。那就是過去二十年的歷史?！?
當然，在凱恩斯的捍衛者看來，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錯，而是政府把凱恩斯革命玩過了頭。凱恩斯的本意是通過政府支出拉動有效需求，從而使脫軌的自由市場經濟恢復運行。戰后二十年西方經濟的高歌猛進正是拜凱恩斯革命所賜。國內方面，政府在社保等各方面的支出在增加居民收入同時，還大大減緩了他們的后顧之憂，令他們的消費意欲始終高過儲蓄意欲，從而形成持續不斷的購買力，有效解決了此前一直令西方國家困擾的需求問題。國際方面，無論是馬歇爾計劃，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是凱恩斯主義國際版的體現，在通過支出美元拉動西歐復興方面發揮了歷史性作用。
這美妙的圖景毀于過于依賴政府之手的政客們。過多的財政赤字加上因美國經濟競爭力下降導致的貿易赤字，令美國陷入了高通脹的惡性循環，通過支出帶動的需求迅速被通脹所吞噬，從而來不及在就業方面帶來任何影響，美國進入了“高通脹、高失業”的滯脹年代。
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學派發起了對凱恩斯主義的猛攻，他們從貨幣供應量入手批評財政赤字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認為降低通脹、增加就業的最有效方式是實施謹慎的財政政策——減少政府支出、消滅財赤，刺激私人投資——減稅和私有化。在撒切爾-里根時代，西方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基本遵循了凱恩斯的理念，生產效率和就業率均有所提高，美歐經濟開始走出滯脹，經濟的主導權也再次回到了美聯儲手中。連凱恩斯的嫡傳弟子、諾獎得主薩繆爾森也不得不從其教科書第三版 “今天極少數經濟學家把聯儲的貨幣政策當成控制經濟周期的靈丹妙藥”的立場轉變為第九版的 “財政政策不再是美國穩定政策主要工具，在可見的未來，聯儲的政策將履行穩定政策的職責”。
有趣的是，在同時段的中國，經濟管控模式的轉變也一直在推進之中，其演進模式在某種意義上頗有遵循西方路徑的感覺。貫穿1980年代中國發展的主線是有意識的通貨膨脹，按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多發了些票子”，這里面既有中央政府預算安排的因素，也有因經濟放權而導致地方財政擴張。
事實證明，靠通貨膨脹刺激經濟發展的做法很難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及至1993年，中央開始調整思路，逐漸加大經濟管控中貨幣政策的比重，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宏觀調控走上了一條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并重的道路，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逐漸形成了“刺激增長靠財政，防止過熱靠貨幣”的政策路徑。這也令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者與西方同行們能在一個話語體系中進行對話，進而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年代能夠更好地應對來自全球市場的波動，因為彼此所面對的問題和能夠應用的政策工具都有了高度的共生和相關性。
不確定的年代
美聯儲在拯救1987年“黑色星期一”危機中的作用，充分驗證了貨幣政策在維系穩定方面的重要性。1987年10月14日，美國商務部公布的8月份的貿易赤字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大幅下降。這極大地打擊了已經呈現泡沫化的資本市場的信心，10月19日，紐交所道瓊斯工業指數一天內直降508點，降幅達22.6%，媒體稱之為“黑色星期一”，以回應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慘痛記憶。
然而 “黑色星期一”終未能釀成1929年股票市場乃至金融體系大崩潰那樣的慘劇，原因即在于美聯儲的緊急干預措施：利用公開市場大量回購政府債券，提供實時流動性，還放松了商業銀行貸款的限制，降低利率，間接擴大商業銀行向市場的放款能力；另一方面，美聯儲進行信心喊話，表示聯儲已做好充分準備，“作為支持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資金庫”。言下之意，商業銀行需要多少錢，美聯儲將會提供多少錢。這對人們來說無疑是一劑強心針，瀕于崩潰的市場最終穩定了下來，美聯儲新主席格林斯潘也因此一役成名。
這一切與眼下正在上演的故事有著驚人的相似，惟一不確定的是劇情的結尾是否相同。新科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對拯救的前景頗感悲觀，他的理由是反凱恩斯的革命也走過了頭，里根-布什年代對福利國家的破壞令美國的中產階級趨于消亡，社會的整體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才會借助于次貸等金融工具刺激虛假的需求來維系虛假的繁榮。眼下泡沫已破，而有效需求的根基早已被破壞，因此重建必然遙遙無期。美國會重拾凱恩斯的火把，再度往左轉嗎？考慮到一些美國媒體暗示的奧巴馬的“社會主義傾向”，這樣的前景正成為人們饒有興味的話題。
在這樣的一個不確定的年代里，擁有巨額外儲的中國儼然握有流動性的鑰匙，這也是人們紛紛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原因。至于是否因此便可以說“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資本主義”，那還要看美國人有沒有可能被這次危機徹底打垮，進而徹底喪失對現行制度進行修復的信心。從目前的情勢看，這樣的前景似乎遠在天邊，而即便這樣的畫面變為現實，高外貿依附度的中國經濟能否獨善其身，也還是一個懸疑性話題。
或許，經此一役，與西方攜手共渡時艱的中國，可以一甩他者的身份，從此可對經濟危機存一份去意識形態化的平常心，徹底擺脫制度較勁的心態：畢竟被國有化的銀行不良貸款，最終都要通過市場來售出和消化，東西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