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轉型為商品社會的中國，競爭已成為一種全民信仰，幾乎被不加選擇地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以至于被學者發掘出“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的時髦詞匯。其實，競爭再殘酷，只要是遵循基本規則、至少是符合羅爾斯主張的“形式正義”，總是利大于弊；最可怕的是突破了最基本的底線，變異為所謂的“競次”、其外在表現和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遺憾的是，競次取代競爭，正成為一種被普遍視而不見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

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社會領域，競爭的目的都是優異者勝出，實現在德、智均占優勢的一方脫穎而出，進而帶動總福利的增加。競次則完全是另一種局面，越放寬自身道德約束、越不擇手段者，往往能取得相對“優勢”——其結果，就是一己私利膨脹、總福利減少。

這個規律，適用于個人之間、企業之間，也適用于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之間。

譬如，以競爭的思維看，一國在經濟領域獲取優勢的正當途徑，就是要鼓勵創新以求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加工商業產品附加值，實現途徑則是構建和維護公正的制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使本國居民的福利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步至少不過分落后；但現實中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競次的邏輯往往會戰勝競爭——為求經濟指標不惜犧牲環境；在構成生產力的三要素中，資本（在很多情況下還包括權力）最值錢、勞動力受到嚴重剝奪。

某種意義上，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策略，就頗有競次的嫌疑。在低端制造業長期存在的低工資水平，被視為其突出表現。這種現象，甚至遭受到來自國外的指責。但有意思的是，作為一種回應，有人竟這樣反駁：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愿意給中國商品支付更多價款？說出這種話的人，顯然是對真正的競爭缺乏理解。

在社會范疇，競爭的底線往往與價值判斷相聯系，譬如公平。

早在數千年前，孟子就做出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斷言，如今道理同樣適用，特別是在當下。2005年曾被預期稱為“深化改革之年”，當年底被事實上轉化為“改革反思之年”，筆者曾寫過一篇題為“公平缺失成不爭事實  第三輪改革即將到來”的文章，曾經激起廣泛轉載和評論。這顯然是一個旁證。

一代經濟學宗師亞當?斯密曾寫過《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重在講經濟問題、開篇即談效率，被國內眾多學者廣泛引用；但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論》則少為國人所知，其重點闡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更是似乎與世風格格不入。

但事實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問題往往會交織，價值判斷也往往不只是意味著在道德的訴求、還有其功用性價值。 

競次之不具備可持續性，正日益得到證實；唯堅持正當競爭者，可能最終勝出。這其實也正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揭示的更深層次“秘密”——不只是似乎務虛的道德說教，而是道德律與效率達成高度統一的洞見。

目前，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日漸消失的趨勢已經明朗。這也在相關智庫、智者的意料之中：早在2006年初，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華如興曾表示；而在更早些時候，德國紐倫堡調查研究中心根據分析得出的結果也是：中國勞動力價格優勢將只能維持3至5年。這種變化，可視為競次策略在國家層面即將撞墻的一個有力信號。

在守住底線問題上，企業具有特殊地位——其發展雖離不開社會大背景，但如何適度前瞻、領先半步，如何在自身“一畝三分地”里，營造真正的競爭而不是競次，將從微觀起到決定作用。這也是企業主和管理者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抉擇本身，構成自身企業文化的原始起點。

現代傳媒，作為相對特殊類型的企業，品牌和號召力是其生命，由此決定的傳媒的功用不僅在于提供有價值的資訊、觀點和溝通平臺等，更是在于倡導一種思維觀念和生存方式?！笆刈〉拙€”，是其天然使命和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