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獨家專稿 版權所有：美國《經濟學人》 李劍/譯

2008年秋天成為一個時代的終結點。經過一代政府不斷遠離金融行業領域后，政府又最終被迫介入，拯救銀行系統和金融市場。

在美國，作為自由企業的堡壘，在英國，作為私有化的先鋒，這些金融公司現在不得不接受政府拯救，并容許政府擁有部分股份。成為部分國有化的公司，其代價毫無疑問將是更嚴格的金融業管制。

過去30年知識界的潮流是不加疑問的迎合市場和反對政府管制， 在放松管制的漫漫長路上，每一步當時看起來都很明智，都被看成是對系統缺陷的修正。

匯率浮動開啟金融改革

一切都開始于浮動匯率制度。1971年，當尼克松總統絞盡腦汁，試圖找出解決美國大規模貿易逆差，以及費用高昂的越戰成本等危機時，停止了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實際上，這一舉動終結了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固定匯率制。

在布雷頓森林系統下，資本不能從一個國家自由地流通到另外一個國家，因為有外匯管制，投資于國外的費用昂貴。舉例來說，如果英國人在上世紀60年代末出國度假，他們只能攜帶50英鎊（那時相當于120美元）上路。

當匯率可以浮動后，這個世界變了。那些在一個國家生產，但是在其他國家銷售的公司需要對沖匯率風險。1972年，一個名叫Leo Melamed的律師極其聰明地認識到這里面有生意可做，并且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開始進行外匯期貨交易。大宗商品的期貨交易已經存在了100多年，使得農民能夠保證他們自己在谷物價格下跌時預防損失。但是 Melamed看到了在期貨市場中，終究有一天金融期貨會遠遠超過大宗商品期貨。今天的復雜金融衍生產品就從這些早期外匯交易中演變而來。

芝加哥成為自由市場經濟中心也許并不是巧合，在那里，由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領導的一幫教授們認為政府干預的凱恩斯經濟理論已經失敗，市場比那些官僚們能更好地配置資本。

經過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動亂，芝加哥學派找到了傾聽他們聲音的人——里根總統及撒切爾夫人。當時，他們當選為美國及英國的領導人，兩個人都深深相信自由市場能夠使得經濟獲利，并且他們在保守主義大旗下獲得支持。由財產擁有者組成的國家會抵制過高的稅收，會抵制左翼對于自由市場的攻擊。當取消信貸控制以及更多貸款者進入房貸市場后，這樣就使得買房人能夠更容易地得到抵押貸款。

浮動匯率系統造成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資本管制變得沒有那么嚴格的必要了。歐洲大陸的政府仍然擔心熱錢涌入會造成不穩定結果，繼而建立了歐洲貨幣系統。但是里根與撒切爾夫人還是取消了資本管制。最初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美元及英鎊迅速升值，給這兩個國家的出口商帶來了困境，并且加劇了上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

但是給機構帶來的結果是，諸如保險公司及養老基金等都能讓資金跨國流動。在英國，這對于股票經紀以及做市商（Market Maker:通過提供買賣報價為金融產品制造市場證券商）提出了新的挑戰。大戶抱怨券商在一個沒有競爭性的固定傭金系統中收取過高費用。同時，大型的國際基金管理者發現小型做市商根本沒有多少資本來處理他們的交易。

金融業結構逐漸變化

1986年，股票經紀與做市商的區別沒有了，擁有更多資本的外國公司也被允許進入市場。這些公司的進入使得交易更便宜，規模更大。紐約股票交易所早在1975年就采取了這樣的改革。在美國發達的國內股票市場中，由于機構投資人不斷尋求改變，這些都比其英國對手要早很多。

這些改革有著更加深遠的結果。當交易費用降低后，對于那些將交易作為收入源泉的券商來講，造成長期收入的下降。一段時間的交易量增加使得結果被掩蓋了，但是這使得券商越來越需要使用自有資本來進行交易。反過來，這使得他們通過在自己的賬戶進行交易成為潛在的具有吸引力的收入源泉。

經過一段時間后，這使得金融業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傳統上，投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很窄，需要通過他們雇員的才智及其能力，賺取咨詢的相關傭金。但是，對于資本的需求使得他們不是摒棄他們的合伙人結構在股市籌集資金，就是與商業銀行合為一體。這樣就需要稀釋股東權益，終于在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這個在大蕭條時期通過的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割的法案被廢除了。（也稱作《1933年銀行法》，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該法案禁止銀行包銷和經營公司證券，只能購買由美聯儲批準的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