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博友寫那個德國人盧安克在中國做志愿者的事。

寫下的評論是：很想去做這種事，想很多年了。不知道為什么，好像老外比中國人更容易做到。也許是他們吃穿不愁吧，呵呵，找個借口讓自己舒服點。

轉念想想，這真的是一個借口。由此也開始質疑“志愿者”這個名號。

在一般意義里，“志愿者”更像是一個慈善用語，代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意含著強勢對弱勢的提攜與扶助。

另一層意思，恐怕還有“第三者”意味。即是說，這本不在我的職責范圍內，只是因受某些善良崇高的情懷驅使，我們才來做這個事情。這樣的心理構成，遂使得與此相關的很多責任成了無可無不可、可做可不做的“義舉”，遂使得很多事項成了一時心血來潮的群體或個人體驗，動輒興廢，其奈我何？

令我想起一句古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有資料表明，數十年間，如此虎頭蛇尾的案例不勝枚舉。起始壯懷激烈，過程雷聲大雨點小，然后知難而退，望而卻步，最終不了了之。其中包括由國家政府組織發起撐腰的項目也難逃相似命運。

反省一下自己，其實說“很想去做這種事”也有著極強的個人理想色彩，洋溢著徹頭徹尾的烏托邦氣息。這些事真的絕非田園詩篇那般誘人，這“詩篇”更不可能憑一腔熱血一揮而就。它可能需要你窮盡畢生力氣——而這甚至也不能保證你就能有所成就——或許你能成就的只是自己，而你想造福于斯的環境和人群依舊步態蹣跚。

但你畢竟去做了，盡力了。如此而已。你必須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西西弗斯的命運在你眼里決不窩囊。

20年前，大學畢業時，我曾貼出大字報想串唆同學去投身共青城。

19年前，我受委派參加扶貧，懷里揣著費孝通的《鄉土中國》?，F在看來，昔日的扶貧隊員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志愿者。

事實是，凡有扶貧隊員駐扎的村寨都拉通了電燈照明。有鄉親當場問我：“從什么地方遞火進去點亮它？”

我唯一一次領進去一輛北京吉普，黑夜里的車燈被鄉親視為神怪。

那個地方那個時候還是刀耕火種，還用結繩記事。

采了香椿去集市賣的孩子，你用兩元錢買他4小把他不干，必須給4張5角的紙幣一把一把地錢貨交易，因為大人就是這么教的。那時候最大的人民幣還是10元大團結。

我想辦成人識字班，可是他們的孩子都買不起紙筆。整個鄉中心村只有一塊斑駁的黑板。

我想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們鄉干部每天都只有一暖水瓶的水可供應。去山下挑水的青壯年一天也只能走兩個來回。用牛皮做的水袋子吊著葛藤到懸崖下去取水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我想動員植樹造林，可是山寨的苞谷（玉米，南方多叫苞谷）都是種在巖石窩子里的，連犁地的牛都轉不了身。土都成了稀缺資源，更莫說春天綠油油的水田。

那個時候我對國情還無知得很。那時我最大的幸福是下山在布依族地區的桑郎河里裸泳，赤條條躺在岸邊的礁石上曬太陽，安逸死了。

后來走了好多鄉村：貴州，云南，四川，重慶，湖南，江西，青海，河北，陜西……。漸漸懂得要想改善人口占60%以上的廣大農村幅員的生產生活方式，需要付出幾代人艱苦卓絕的努力。在與農民打過比較深的交道之后，了解到因為窮怕了的原因，他們往往習慣信賴“吹糠見米”的獲利方式，而嫉惡一些不著邊際、貌似高深的“忽悠”如仇——所以我們必須有短中長期的“梯次經營”設計，才能引領他們在逐步獲利的同時改善生產生活觀念，直到漸入佳境。

時年消磨，現在我成熟多了。對許多距離遙遠的妄誕之事已不再空懷幻想。

所以在遇到“高地”的時候謹慎地問了好多問題，像老媽子一樣提出很多質疑和管見。了解之后，放心了很多。但是要做好，真的長路漫漫，任重道遠。

但愿吧，別讓理想泛濫，點滴集成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