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日至10日，全國首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舉行。這時正值農村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經濟改革已拉開序幕，勢不可擋。改革的好處開始充分體現，改革的困難和弊病還沒有被人們感受。中央高層正在醞釀和交換意見，提出了一個月后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正式公布的“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被鄧小平認為是講出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突破。

價格討論最有成果

莫干山會議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經濟學周刊》、《中國青年》雜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出面組織，用以文選人的原則，從全國1300余篇應征論文中，選拔出124名代表參會。

這次會議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層領導的同志，意圖集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者的思想精華，碰撞聚焦即將全面展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并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決策參考。因此這次會上，不僅有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農村政研室、中宣部、中組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務院各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的干部與會，還能間或見到一些領導同志的秘書?，F已進入國家領導行列的王岐山(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現任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等人，當時就參與了這個中青年會議的核心領導和組織。

莫干山會議分成了七八個小組進行討論，并形成了七個專題報告。包括價格改革、企業改革、對外開放、金融體制改革、股份制經濟和農村改革等議題，其中關于金融體制改革和股份制經濟的探索在當時是極其前沿的。但是，由于城市改革起步的焦點是價格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多年來對此又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和論證，這樣，圍繞價格改革的戰略爭論最為激烈也最富有成果，并由于會后很快被中央正式采納而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

價格成為城市改革起步的中心并不偶然。因為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各種激勵在價格信號失真的情況就失去了正確的導向。而生產資料尤其基礎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極度偏低，供求失衡必然導致整個價格體系嚴重扭曲。國務院從改革開放之初就專門設立價格研究中心進行了論證、測算和準備。因此，在價格組討論中，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常務干事田源首先帶來了他們的方案，主張對嚴重失衡的價格體系進行大步調整，介紹了這種調整的可能性及其對財政、稅收和經濟的影響，論證了方案測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較，令大家耳目一新。

會上，當時來自中國社科院的李劍閣（現任中央匯金公司董事長）則介紹了周小川(現任人民銀行行長)和樓繼偉(現任中投公司董事長)提出的另一種方案，就是用小步快調的方法，不斷校正價格體系，既可以減少價格改革過程中的震動，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場均衡價格。他們提出，在市場發育不全、非完全競爭的國情下，不能簡單靠市場，而是要以“供求平衡指導價格”為目標，組合使用價格政策與稅收、財政補貼政策等相結合，控制總需求，逐步上調初級品價格，使價格體系合理化。為此，他們使用了現代經濟學供給和需求彈性的概念，進行了動態線性規劃模型、投入產出和按國情改造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對比測算。應當說，他們的模型和論證，在當時是非常前沿的現代經濟學包括數理經濟分析在中國的引進和運用，在討論中對我們這些當時還是在校文科研究生產生了相當沖擊。

打破調派和模型派一統天下局面的是來自西北大學的研究生張維迎(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雖然與會者大多數是首次在會上見面，但張維迎因一年前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文章引起討論，因而比起一般參會的在校研究生，算是有點知名度。張維迎當時持有可貴的完全市場派觀點，而且他的碩士論文好象就是以價格改革為題，已經做了相當的投入和研究。他認為不能寄希望于價格調整，那至多是宴會前的一點零食，不解決根本問題。關鍵是放開價格，讓市場起作用。同時，也不要被有人用財政負擔問題嚇住，不敢搞價格改革。他把計劃價格比喻為裝了不銹鋼的溫度計，僵死過時。價格放開，搞市場化是給這個溫度計換上水銀，能根據市場供求靈活反映。因此，他主張采用放的方針，對能源、原材料等差價很大的生產資料，采用分批、分步、分類放的辦法。這樣，大調、小調的調派和以張維迎為代表的放派，就在會上產生了激烈的討論。當時參會的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青人，意氣風發，思想單純，得理不讓人，爭論從組內到場外和飯桌上。因此，會議還發明了掛牌辯論的方式，向各組開放，挑燈夜戰。

當時，我是兩年前從南京考入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的研究生，過去對價格問題并沒有很深的研究。但很快就為價格論戰所吸引，我與社科院經濟所的研究生何家成(現任國務院國資委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高梁(現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張少杰(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以及在會上剛認識的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蔣躍(現任中共陜西省委副秘書長)，雖然并不是都分在價格組，但也卷入了討論。經過幾天通宵達旦的爭論和討論，覺得可以采納和綜合雙方觀點的精華，走放調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用先放的辦法促進市場價平穩下浮，然后上調計劃牌價向上，有些產品也可以同時外放內調。同時我們特別強調組織生產資料市場和物資部門主動進入市場，發揮平抑供需和價格水平的主渠道作用。我們把這套“改、調、放、導”的思路簡括為放調結合的雙軌制。于是，記得在一天晚上的掛牌辯論時，我就代表我們5個人上臺發言，表述這個第三種思路，其他人在回答問題時又做了補充。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思路一經提出，就引起了相當多與會者的共鳴。因為對當時參會的中青年改革者來說，大家在改革的市場化取向、財產權多元化、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等目標模式上并沒有什么明顯分歧。討論和爭論的焦點，往往是可行性和過渡模式問題。而對于這批大多經過文化革命和上山下鄉的老三屆來說，多數人對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都有潛意識，因此，走理想務實的增量漸進改革路線是各組討論的整體氛圍，這樣，放調結合、雙軌制的提法就比較容易的被接受。

不過，更重要的是，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很快引起會議組織者和領導者的關注和肯定。他們認為，調的思路領導已經知道，放的思路過于激進、缺乏可行性。因此，當會議領導帶隊，各個專題組選派一個代表下山去杭州向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匯報時，我被指定作為價格組的代表匯報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記得張勁夫同志當時聽得非常認真，站起來來回踱步，就雙軌制怎么講，放調結合怎么搞，物資市場如何組織，怎樣引導多軌價格歸一，防止倒賣等提了很多問題，但當場并未明確表態。后來我去國務院開會才有人告訴我，張勁夫同志回到北京就在國務院會議上介紹，說莫干山會上提出的那個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很有意思，是個可以考慮的好辦法。

極有參考價值的改革思路

莫干山會議結束，留下幾個人寫報告?？倛蟾嬗赏踽近c將的國家體改委的筆桿子徐景安主刀。當時的印象徐景安是個挺挑剔的上海人，不太好交流，但他確實挺有智慧，很會提煉討論的要點和精華，也很懂給中央寫報告的語言和分寸。他沒用可能讓人費解和責疑的雙軌制概念，按照會議領導們議論的意思，把放派的觀點給融合和省略了，把放調的次序也動了一下，在調放結合的大標題下把價格組的意見歸納為兩種思路，第一種為“調放結合，以調為主”，主要講了調派的建議，第二種為“調放結合，先放后調”，主要講了我們組織市場、先放后調，以放促調的思路。7個小組的報告都出來后，會議的組織領導者認為，價格組報告是重頭戲，要另外專門加兩個附件。這樣就讓田源寫了一個以調為主的建議，要我寫一個關于放調結合雙軌制的建議，我以“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完成價格改革”為題，提出總思路是因勢利導，外改內調。即利用擴大企業自主權后計劃牌價已經全面受到沖擊之勢，改革價格制度，放開和組織計劃外市場，使計劃外多價歸一和下浮，同時調整計劃價格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步驟是先改后調，改中有調，控制每年物價上漲5％-6％的幅度，用5-6年平穩完成中國價格改革。落筆的時候，我把“放調結合”變為“改調結合”，是因為張勁夫同志聽匯報時非常關心放開后的市場問題，因此我想用改來概括放開價格和組織市場兩個含義。

這七個專題報告和兩個附件上報之后，9月20日張勁夫同志就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9月30日，國務院領導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傤}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以及糧、棉、油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弊⒁?，國務院領導的批示把莫干山會議主報告中“調放結合”的提法，又改了一個順序，為“放調結合”，并明確肯定了第二條思路。

隨后在國務院會議討論時，部長和領導們都贊同與其計劃外限價20％漲幅，讓中間環節抬價倒賣牟利，不如讓生產企業直接賣高價進入市場得到好處。同年12月24日，中央書記處批復同意《國務院物價小組關于1985年價格改革方案的匯報提綱》。國家物價局、國家物資局根據國務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發出了《關于放開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同時，1985年中央1號文件，又決定取消自1953年起實行了30多年的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改為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的合同內外雙軌制。1985年4月12日，按照中央的安排，史無前例地由國家物價局長成致平在中央電視臺19點30分黃金時間發布關于價格改革長篇電視講話，公布1985年的價格改革方案，宣布“1985年價格改革的基本方針是：放調結合，小步前進。就是放活價格與調整價格相結合，走小步子，穩步前進”。至此，莫干山會議提出的放調結合平穩過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納。放調結合過程中計劃內外兩種價格合法的普遍化，后來被認為是雙軌制戰略的正式實施。但應當指出，中央采納的價格改革方針，就是放調結合，本身并沒有雙軌制的提法。

集體智慧

不難看出，莫干山會議中青年的意見能夠在幾個月內就成為中央的重大決策，并不是這個意見真有多高明，而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巧合。首先，1984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鑒于原蘇東國家改革的經驗教訓，正式提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因此價格改革的決策適逢中央關注的焦點。其次，放調結合的思路，其實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摸石頭過河的總方針下，中國在價格改革方面不知不覺已經走的道路，國務院領導批示提到的各個案例，說明這個思路得到領導的經驗和改革成功歷程的印證，這一點其實是任何建議能夠被采納極為核心的一環。最后，從農村到城市的放權松綁，價格松動，計劃內價格五花八門，計劃外價格時隱時現，但又未形成合法和有效市場，隨著改革推進，弊病日益明顯，沖突日烈。因此，因勢利導，用自覺的放調結合和合法的組織兩個市場，來引導多軌價格逐步歸一，漸進完成價格改革，自然被認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梢?，莫干山會議其實并沒有發明任何新東西，只是在因勢利導和把放調結合、組織市場自覺地作為價格改革的戰略上點明和撥動了領導頭腦中的那根弦，因而影響了價格改革這個關鍵決策的方向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莫干山會議確實沒有創造出早已存在的放調結合和雙軌推進，而真正的貢獻就是在一個適當的時間和地點推動其成為中央主動自覺的戰略。

從另一方面說，年輕人的思想要能提出、聚焦、形成主導意見并能傳遞給決策者，也要很多條件的配合。在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一些中青年活躍在改革前沿，并因各種工作或個人的因素，為領導同志所知曉。特別是在農村改革中，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農村發展組周圍已經凝聚了不少中青年改革者。當時我們這些在校研究生都經常到中央農研室聯絡部負責人王岐山那里領課題、領出差費，到各地調研再上交報告。因此農村發展組和后來很著名的國家體改委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主要骨干都在這個會上，并是會議秘書處的主要成員。會議的組織者在會前就公開聲明會議是要為中央決策提供建議，設計了用論文選人的辦法，以保證盡可能不拘一格網羅人才。到會后又根本不看不交流每個人的文章(當然當時的印刷條件也是很大的限制)，完全按照會議組織的專題進行討論和辯論，讓來自不同部門和信息背景的人能平等交流、相互補充，力爭在會議的有限時間內碰撞產生有價值的思想。同時不僅積極引導討論的方向，還對討論成果進行加工提煉，并精心安排會議代表當面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匯報，又在會議結束、報告出來的短短幾天內將會議報告送到相關領導手上。

再以我們5個人為例，本來都是不同單位的在校研究生，同時又不是專門研究價格的，會前基本不知道中央機關正在研究、關注什么，沒有調派、放派的熱烈爭論和激蕩頭腦，我們根本不可能急中生智，提出什么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戰略來，搞出來也不會表達的那么準確、清晰，更不可能作為什么重要會議的成果報送中央領導。以至后來張維迎對我們第三種觀點一直不以為然，說我們沒有什么創造，只是“勾兌”了他們兩派的觀點，不能算一派。其“不滿”也不能說沒一點道理。你想人家調派放派爭的那么辛苦，我們最后就現炒現賣的一綜合，說放調結合吧，外放內調，兩條腿走路，雙軌前進，然后就像天上掉餡餅似的一下子出了名，很快我和何家成都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但這確實就是那個時代的特點。因此，2004年底，我應約給《中國改革》雜志寫稿回憶這段歷史時，稱莫干山會議的成果是時勢所然和“集體智慧的結晶”，一點也不是故作謙虛，而是歷史的真實。

從價格起步推動城市改革的選擇和平穩推進的戰略受到了鄧小平的充分肯定。1984年底他就指出，“城市經濟改革有不少問題，首要的問題是物價問題”。1985年7月11日，他在聽取中央領導同志匯報經濟情況時表示，前一段北京出現一陣搶購，人心惶惶的時候，他的心里是踏實的。他指出“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個月的實踐證明，物價改革是對的?！毙∑酵菊J為，“如果用五年時間理順物價關系，就是了不起的事?！?“今后即使出現風波，甚至出現大的風波，改革也必須堅持?！?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出版的《鄧小平年譜》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對于物價改革過程中的風險和困難，他也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

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們這些熱情單純的年青人，還根本沒意識到領導人承受的這些壓力以及價格改革將來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曲折。

文章來源：（華生的博客  http://huashengblog.blog.sohu.com/1007695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