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馮科/文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們應該怎樣來認識整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呢？最近國內大家很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沿海的一些地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出現了大量的工廠倒閉、歇業，特別是在10月16日，珠三角地區最大玩具廠商合俊公司突然倒閉。這家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雇員超過一萬人，產品主要出口，其年銷售額超過7億港元。規模超大的企業都要倒閉，我們不禁要提出這樣的疑問，在高儲蓄率下，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走到了盡頭？中國是否仍然要發展低生產要素價格、低附加值的產業體系？國際貿易能否給我們帶來利益？

貿易立國與制造業面臨的挑戰

我們先看看貿易是否有利益。我認為，貿易是有利益的，而且利益巨大。理由是什么？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要素有五種：資本，技術，信息，土地，勞動力。其中土地和勞動力是很難跨國流動的；資本、技術、信息則可以跨國流動。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都需要這五種經濟要素的融合，缺少任何一種，經濟增長都很難實現。珠三角最近30年，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且是領先全國的。從1985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領先了23年。GDP的總量、GDP的年均增長速度以及財政收入都是第一名。珠三角的GDP總量從1985年的185億到了2007年達到了 30606億，年均增長速度是13.7%，而全國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8%。到了2007年底，廣東省的財政收入達7760億元，占全國總財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整個的進出口總量占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一，引進外資額則占到了全國的四分之一。廣東地區，乃至珠三角地區農民的收入比改革開放以前翻了41倍，城鎮居民收入比改革開放前翻了51倍，恩格爾系數從51%下降到35%。珠三角地區以4萬平方公里不到的土地（占全國面積的0.6%），以及6千萬不到的人口（占全國的3.6%），創造了全國第一（占全國的10.3%）的經濟總量。

廣東的經濟增長，貿易立省和貿易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一句話，“如果世界不需要中國，那么中國頓時失去活力?！?976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有七八億的勞動力，但我們的豐裕的勞動力沒有和資本、技術、信息等其他生產要素相結合，故使中國人民陷于貧困的境地。1976年末，全國人均存款只有400元。到了今天，全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已經達到54萬億，按14億人口計算，人均存款3.8萬元。這是對外開放取得的巨大貿易利益。

可以做個比較，我到哈爾濱市去考察，哈市的土地面積約5.3萬平方公里，大于珠三角地區的面積。哈爾濱市還擁有230萬經過三四十年培訓的產業工人。有土地，有勞動力，不遠處的大慶有石油，每年產出原油5000萬噸，還有雞西的煤炭，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哈爾濱物質意義的生產要素——土地、石油、煤炭、糧食、礦產、森林，這些資源都是異常豐富的。但是為什么哈爾濱的經濟規模跟廣州和深圳比只有它們的八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為什么東北老工業基地如此落后？答案是缺乏懂國際貿易的人才。而這正是我們給出的廣東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這個問題不僅僅涉及廣東，在全國范圍上看仍然是有意義的，貿易這個東西要不要保持，對中國經濟有多大的意義？答案顯而易見，貿易立國是非常重要的，國際貿易是能夠給一個國家帶來巨大利益的。

我們面臨什么樣的挑戰？中國現在農村還有7億人口，改革開放30年，我們從農村轉移出2億人口。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我們還要從農村轉移2億人口。勞動力的劉易斯拐點還遠遠沒有到來，仍然還可以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F在有7個億的勞動人口，但全國只有2億的工作崗位。所以產業升級的同時不應該丟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升級。勞動密集型還要，升級也要。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低端產品的老板不懂得管理高端人才，管15萬的產業工人，可能很簡單，但是面對150個高薪的科研人員時，他就可能不懂得如何管理。不能依靠勞動密集型企業自動轉型為高科技創新企業。這是我們企業轉型時遇到的誤區，如東莞提出來的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產業升級過程中，工廠主不愿意搬走，新的工業園區沒有產業聚集，因為一個機電產品，涉及的上下級企業可能是數百家、上千家。當一個企業搬到另外一個工業園區時，買螺絲、插座、涂料、配套馬達這些小配件時，又要跑到東莞、深圳產業集聚比較完善的地區去買，所以產業升級不很方便。再談“騰籠換鳥”，鳥換掉了，高勞動密集型企業趕走了，但是籠子騰不出來。廣東改革率先于中國其他地區，這個地區膽大的農民早就把農田蓋成廠房，這些廠房既沒有辦理土地使用證，也沒有申請國土規劃局的許可，更沒有用地指標，產權嚴重地不清晰。金融機構無法給他們貸款，就是因為產權不明晰，所以鳥換掉了，但是籠子騰不出來。這是東莞發展最大的瓶頸。

以農村土地流轉刺激消費與增長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也阻礙了中國產業向上升級的可能性。我們的1.9萬億外匯儲備拿來干什么，到國外買先進技術和辦產業園區，然后在國內招商。那么只有自愿升級的企業才能夠承受這個成本。按說，這1.9萬億美金的外匯儲備應該是留給企業的，因為這是企業創造的外匯，政府不應該通過發行人民幣把外匯拿在自己手上。相反，應該讓企業去國外闖蕩。本來屬于企業自己掙的錢，自己創造的外匯，自己去購買技術、發展境外工業園產區天經地義。政府認為我們的企業素質不夠，按照計劃經濟的傳統，政府自以為自己無所不能，有無以倫比的判斷力，可是結果通常是政府出錯。反倒是千千萬萬充滿活力的企業更有能力。金融危機一爆發，美元一貶值，讓國家掌握的外匯儲備輸得那么慘烈。而這些本應該花出去的預算一旦縮減了，中國的產業升級就沒有了財政保障。

在前階段宏觀經濟走強的刺激下，國內投資房地產的企業變多。但是房地產很可能會持續兩年不景氣，如果真是這樣，地方政府的財政就會出現技術上的破產。假定某地方政府去年靠賣地實現財政收入500億，今年預計收入800億，故今年的預算做到1000億。但地方政府沒有想到，今年沒人買地，預計收入大幅度縮水，而政府又向銀行借款投入基本建設投資。如果兩年內持續沒人積極參與土地的招拍掛，那么地方政府財政很可能會在技術上破產?？梢钥闯?，投資不行，進出口也不行，那么只有靠消費了。中國試圖通過勞動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看來這種方式也是行不通的。

我們處于產業層級“七級浮屠”中的第二層，往上已經走不通了，只有往下走，走到“地下室”，發展農村經濟，才能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所以我們的經濟叫做筑底式的經濟。十七屆三中全會出臺的農村土地流轉政策，不亞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出臺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政策，其影響中國未來，不少于30年?；貧w歷史，中國的農民為革命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只得到了微薄的回報。土地革命是讓每個人都分到田地，但是1956年的土地集體化，讓農民的夢想破滅了。直到1976年實施農村家庭年產承包責任制，才重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但隨后的工業化，又讓農民陷入了工業化的陷阱。在中國工業化的“圈地運動”與城市的擴張中，工廠和開放商對農民利益的影響是世界之最、歷史之最。著名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對農民的補償應該是三代人、60年的生活費用。中國最近10年平均對征收土地的農民補償是兩萬塊錢，僅夠農民一家一年的生活費用。按李嘉圖的理論，我們還欠缺59年。

農村土地流轉所迸發出來的力量，用一句比較通俗的話來講，就是黨中央直接給農民錢了。雖然所有權還是國家的，但是土地使用權可能跟我們房地產的所有權一樣是70年。獲取流轉權后，農民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和經營。

刺激農民消費、啟動農村經濟會放大我們的金融行業。我們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學習美國搞“次級債”，向農民這類人群放貸，但這與美國比又有所不同，我們是有土地作為良好的資產抵押的。農地流轉等于把農村7億人口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刺激起來，以此來拉動經濟增長。用勞動法拉動產業工人消費的嘗試已經失敗，畢竟受制于國際需求的工業產業體系不可能配合此項政策。惟獨農村土地的產權掌握在國家手里，屬于中央政府可以自由調節的部分。

可以預期，農地流轉改革是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一個深刻的觸動，意義非常。我們閉關鎖國27年之后開放了，世界需要我們，需要我們豐腴的勞動力跟世界資本和技術相融合，因此我們獲得了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但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分工獲得經濟增長的模式，在世界需求已經達到極限的背景下，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正面臨更大的挑戰。我們90%的生產是為出口準備的，內需又提不起來，所以只有發展向農村、農民要需求的筑底式經濟，才能有效應對次貸危機。

這意味著地方商業銀行、農業銀行、農村發展銀行、農村信用聯社可能獲得飛速發展的機會。跟農業相關的產業也會同步發展，問題奶粉事件后，中國居民需要更多的安全、健康、環保的食品和農產品。各種疾病的發生也刺激醫藥行業也會飛速發展，農村人口數量龐大，求醫問藥數目自然就大。當土地可以流轉，意味著更多農民可以有錢看病，并將幾乎必然為工業進一步深化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土地資源。胡錦濤總書記在小崗村講的，土地流轉，不僅僅是解決安徽的土地問題，亦在解決長三角和珠三角持續發展的問題。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工業用地已經到了60萬-100萬一畝了，農村土地流轉可使中國的工業體系重新獲得低價格的生產要素，此次改革的非凡意義也體現在此。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所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節選自作者在哈爾濱地方經濟發展國際論壇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