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版專稿 記者孫健芳 最近，全世界各國都掀起新一輪的大規模救市行動，就此國內經濟學界有很多的爭議，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之間平衡，道德風險和系統風險哪一個更加重要，記者采訪了摩根大通中國區董事總經理龔方雄博士。

EEO：美國出問題根源是否金融創新？您認為，對這種金融創新的監管，美國是否過于放松，從這點上講，您覺得對國內銀行業有無啟示？

龔方雄：監管和創新這兩者的關系跟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沒有真正的科學的原理去界定，監管太多可能就不發生。而金融創新是一個新生事物，監管一定是滯后的。

現在，大家主要探討的是為什么在美國會發生這種經濟危機，金融創新是不是搞得過快過度了？我覺得金融創新和衍生金融產品的發展跟高科技的發展并出現的泡沫沒有太大的區別，金融創新演進太快，監管環境是跟不上的。但是，如果事先什么都搞得很好，可能創新就不會發生，因為很多東西是新生事物，你沒有想到會發展到這一步，一方面超常發展，一方面監管沒有趕上，就會引發一個泡沫，也許這在市場經濟下很難避免。

不過，中國真的很有運氣，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沒有受太大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們資本賬戶還沒有開放，也沒有借債。這次也好，讓我們非常幸運的逃過了一劫。

對中國銀行體系來講，我們缺乏的是產品，缺乏的是服務，銀行90%的贏利或者收入來源是貸款，非利息收入占銀行收入比重非常小，產品結構很窄。在這種情況下，怎么進行監管？

總體上，美國社會很追求創新，監管也好，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好，實體經濟怎么配合也好，但都趕不上金融創新。而現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中國發展是一個機遇，在別人應聲倒下的時候你能撐住不倒，我們國家確實有這個條件。

EEO：關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轉型，大家覺得發展模式的變化非常大，您怎么看這個問題，獨立的投資銀行是不是不適應現在商業市場的格局？

龔方雄：這個問題應該這么看，獨立的投資銀行很難承受像這次這樣大的系統性危機，這是本質上的弱點。我不太同意媒體的喧囂，說現在是華爾街的末日，其實華爾街不單是投行，很多混合經營的模式，像摩根大通。

投資銀行的模式就是高杠桿，低成本，尤其是資本充足率不需要那么高，商業銀行的模式因為全球有很強的監管，央行要求它杠桿不能太高，各方面的披露對它各方面的運行有很多監管，近來發生了這么大的金融危機，這種金融危機很多獨立的投行不能獨立承擔。

投行獨立運作的模式就是美國比較典型一點，歐洲很少投行獨立運作的，歐洲很多都是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混在一起的。

未來，投行仍然存在，只是存在一個復雜的金融控股公司里的一部分。這個要看未來的金融創新或產品的演進，在未來兩三年還有一些不確定性，過去很多投行可以做高利潤、高利息、效益高回報的產品，現在隨著次貸風暴變成了通常意義下的信用風暴了，很多產品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投行的贏利模式可能要發生改變，這個由市場決定，市場還會繼續演進。而從監管角度角度上，就是要提高資本充足率，減低杠桿，改善在危機體制下的流動性的風險管理，這三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商業銀行運作，或者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混合運作的模式。

EEO：你認為此次危機之后金融監管框架會有很大的變化嗎？

龔方雄：這有可能是一種延續，現在只是在一個大傘的保護下，運作還是獨立運作，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單開運作，整個資本金是共享的，這點很重要。

將來讓普通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監管、監管框架怎么演進還很難說，以前說美國有一種平臺，混合經營，分業監管，大家在爭論這種模式好，還是英國的模式好，英國是混合經營，綜合監管，但是英國所受的沖擊不比美國小，所以說到底是哪種模式好，這個事情還要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