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車自巴黎出發，西行300多公里至諾曼底的頂端，即到了圣米歇爾山。朋友一家住在離此處約100公里的“鄉下”（他們平時在巴黎工作，這里是度假時的住所），我晚上便在其府上客宿。

這一家人的構成很有意思：先生是英國人，太太是法國人，并先后收養了四個亞洲孩子，兩個來自韓國，兩個來自越南。這些孩子都是在學會說話以前就被收養了，在法國長大，所以他們的“母語”就是法語；眼見得當今世界大潮浩浩蕩蕩，加之家庭原因，英文自是不可少，因此家里一直有英國的少年寄宿生，其13歲的長子也已經在英國的中學待了將近一年，新年期間，剛從英國回來的兒子除了頭幾天偶爾發生個別的法文詞想不起來，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的進行著。

提出疑問的是另一位朋友，那是回到巴黎之后的事情，一起吃飯的時候，說起那一家“聯合國”家庭，這位朋友直言不諱地說，她很反對這種收養亞洲孩子的做法：對于作為家長的歐洲人來說，你可能覺得你做了一件善事，被收養的孩子也一定能享受到比在越南好得多的物質生活；但是，這種跨種族收養的結果是孩子徹底離開了自己的文化圈，加之沒有生身父母，周圍的人都與自己不同，心靈上永遠會有一種自卑感。

幾年以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家人，先生是法國人，太太是烏拉圭人，他們的兒子出生在香港，從小有菲傭照顧；三歲的時候隨父母到了北京，他們又請了本地的保姆。旁人一定會羨慕這樣的“外語環境”，不僅英、法、西三大語濟濟一堂，而且這孩子還國粵語通吃。

可事實上呢？我認識他們的時候這小孩子四歲多，出現了明顯的自閉癥狀，你用上面任何一種語言跟他講話他都明白，可是拒絕說話。原因自是不必說：四五種語言在腦子里亂竄，不糊涂才怪。

別說四五種了，向我們這種只能勉強“洋涇浜”一兩種的人還亂呢。那天巴黎的天氣頗有些寒冷，于是躲進塞納河左岸拉丁區的一家小咖啡館，一邊喝咖啡，一邊在讀《The Moon and Sixpense》。過了一會兒，鄰桌的夫婦帶著一群孩子準備撤退，在搬嬰兒車的時候很費勁，于是我放下書，起身幫他們之前先打個招呼，腦子里轉的是“je peux vous aider?”，可實際說出來卻成了：“Can I help you?”——都是讓毛姆他老人家攪和的，要是當時是在讀老舍還不知道得說出什么呢。

拜祖上“日不落帝國”和當今山姆大叔胡蘿卜的威力，以英語為母語的各國人士似乎從來沒有這種煩惱。有一天晚上，去巴黎的一家冰激凌店，當時鄰座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點冰激凌的時候實在是大大的有趣：這兩個人一句法語也不會，服務員也只能講幾個簡單的英文詞，所以雙方只能指指點點外加肢體語言，總算對付完成了點單大業。

服務員走開以后，那個英國人對山姆大叔說：“這些法國人的英文簡直是太差了?！蔽也钜稽c笑出聲來，心想，你也好意思抱怨？人家的英語再差也是外語，你們哥倆倒好，來享受人家的美食卻目不識un，deux，tr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