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已經找到全新的、建設性的方式來討論中美經濟關系之間許多重要的、具有爭議的議題，其中包括增長不平衡、能源安全和環境的可持續性、貿易和投資（包括產品安全），以及中國在全球經濟系統中的地位等。這些問題不僅僅牽涉到中國人民的利益，同時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擔心中國會取代美國的觀點是錯誤的，美國更應關注中國的核心改革實施與否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可能會威脅到美國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家庭消費比重低

從國內生產總值（GDP）角度來說，盡管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以人均GDP計算，中國僅排在百位以后，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的收入增長雖然廣泛，但也非常不平衡。其中一個指標就是中國各省級高校入學率之間的巨大差異，而入學費用是中國父母需要承擔的。

在改革初期，省級之間的這種差異非常小，到了2003年，富裕省份的入學率達到100%，而貧困省份卻低于40%。

由于中國認為財富增長最終會惠及到每一個人，所以保持持續的增長是中國領導者的頭等大事。但當中國經濟成長變得越來越復雜，它的海外出口市場開始出現飽和、出現人口老齡化，以及國內出現對清潔環境的需求，使得保持增長和降低收入不平衡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

中國經濟不平衡性的一個顯著指標是，巨大的經常性項目順差，去年該項數據已達到中國GDP的11%以上。這反映出中國的消費相對于產出來說非常低，且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2007年，中國家庭消費僅占GDP的35%，而在30年之前，也就是改革之初，該項數據為50%左右（美國的消費占GDP的70%，印度的相應數據為60%）。

另一方面，由于除了銀行儲蓄之外，中國家庭為其主要支出，比如教育的融資手段極其有限，因此家庭的儲蓄率很高。而且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說，更加促成了這種趨勢，因為中國人口的老齡化，作為“養兒防老”的傳統將會越來越少。

發展金融部門

中國需要繼續發展其金融部門，來幫助降低過高的個人儲蓄率和推動個人消費。如果有更多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能夠提供家庭主要花費的資金和危機的保障，如果這些投資選擇能夠提供更高的收益率，中國家庭將會降低儲蓄和增加消費。

更加具有活力和競爭性的金融部門能夠引導投資流向新的、低資本密集的產業，比如服務業和信息產業，都會給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動力。

為了保持穩定，確保短期低通脹的增長和長期可持續性的增長，中國還需要靈活的價格機制，特別是靈活的匯率制度。

中國對于人民幣的嚴格控制，以及其巨大的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導致外匯儲備的驚人增長，目前已達到1.8萬億美元。為了買入外匯儲備和保持人民幣不要升值太快，中國央行發行了巨額的貨幣，但是反過來，這些舉措推高了通脹。

盡管央行努力通過發行債券和提高準備金率回收額外的貨幣，而人民幣的升值和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會減輕世界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同時還可使中國的貨幣政策能更有效率地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

其次，人民幣的強勢還能夠鼓勵中國經濟的一些部門，比如服務業，并且能夠提高中國經濟中的消費份額，增加內需，以此給中國經濟帶來動力和保持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提前管理能源需求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原油消費國和進口國，美國和中國關于能源保障問題具有天然的聯盟關系，但是美、中兩國都急需全面的能源政策來確保能源問題。

經過多年把能源僅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后，中國政策開始認識到，有必要提前管理其能源需求。

導致這種轉變有三個主要因素：首先是經濟因素。中國為保證社會穩定而控制電價、補貼油價，但表面上的低價致使能源浪費以及沒有效率，甚至隨著國際能源價格的高漲，這些項目的政府成本上升，結果是中國要面臨持續的汽、柴油短缺，當危機來臨時，政府已不能繼續保證能源的供應。

其次，中國的領導者認識到，能源的缺乏會限制他們通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保持政治穩定的能力?，F在中國知道需要發展一個全新的、低能耗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找到一個能夠支持更高收入，但同時又不會給資源帶來過多負擔的模式。

第三，北京逐漸意識到對能源需求控制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存在于廣大的中產和中產以上階層當中，在中國，每星期約有1000起關于環境保護的糾紛出現。根據世界銀行的評估，中國的環境危害已經非常嚴重，每年空氣和水污染的醫療和非醫療成本高達1000億美元，占到中國GDP的5.8%。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長最快的碳排放國，國際社會認識到如果沒有中國的努力，是不可能實現其氣候變化目標的?？上驳氖?，中國在能源和環境問題上邁出了建設性的步伐，通過實施讓經濟低能耗化的政策，將會極大的降低其碳排放的增長率。鑒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政府也應該承擔更多關于氣候變化挑戰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