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作者在08年人口政策論壇上的講話）

因為我是第一個發言人，所以我先把一些基本的數據和問題呈現給大家。我的發言主要圍繞四個方面：一是基本數據，二是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三是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悲觀論，四是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演化論。

大家先看一看以下一些歷史事實引自費正清的一本書。人和自然關系的歷史傳承和演化到底怎么樣？來看看中國和印度。主要靠農耕，采取密集勞動進行生產，依靠人力而非畜力，水稻產量較高，可養活更多的人口，所以歷史上亞洲人口增長比歐洲快、數量大。歐洲正好相反，由于是游牧民族，其主要種植小麥，小麥產量低于水稻，因此歷史上人口發展較慢。雖然工業革命以后歐洲人口增長加快，但隨著工業革命進一步的發展，人的觀念、偏好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喜歡生孩子。

根據我國2008年統計摘要來看，目前我國總人口是13.2億，人口自然增長率5.17%，男性人口占總人口的51.5%，女性占總人口的48.5%。

從各個年齡段人口比重看，65歲以上的占8.1%，14歲以下的占19.4%，少兒撫養比是26.76%，老年撫養比11.17%，勞動人口供養的總人口比為37.8%多。從受教育的比重看，從1982年到2007年，除了小學畢業的人口所占比減少，由1982年35%減少到2007年的30%，接受初中、高中、大專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都是增加的。統計年鑒沒有談及受小學以下教育的人口比，我增加了這一項。1982年，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包括文盲人口所占比例非常高，達40%，而2007年為14%。嬰兒死亡率也呈下降趨勢，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上升，2000年的普查數據顯示人口預期壽命為71歲。

下面談談人口政策的主要問題。當前我們的國策叫計劃生育，即1981年提出的“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計生委官員王國強寫過一篇文章，談到根據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預測，到2010年應把人口總量控制在13.7億，2020年控制在14.6億，2033年控制在15億，總的目標就是控制人口數量?，F在人口政策的主流就是控制人口數量，但控制人口實際上就是控制每個人的生活，這是很要命的。

從總體的趨勢看，從1949年到2050年，中國人口增長趨勢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到2030年左右會出現負增長。

從1950年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率看，2015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變為負增長，這是個嚴峻的問題，它意味著勞動人口贍養老人和未成年人的負擔傾向于增加。

2005年到2020年中國勞動力供給趨勢是，按照遞減的勞動參與率預測，大約2013年開始勞動力供給趨勢基本上持平，然后會慢慢降低。

瀏覽一下網站，可以發現現在人口政策的主流觀點就是控制，認為要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實際上會導致很多問題。這里就提出一個問題，即計生委是否在作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而運作？我這兒沒有計生部門工作人員的總數量。我們曾經對七個省做過調查，一些縣的計劃生育事業經費投入是非常多，因為這是國策。但是相對而言，這些縣、鄉鎮、村的衛生院的資金投入非常沒有保證，形成了鮮明對比。這里還有一些數據來自相關報道。2005年大連市西崗區計劃生育事業經費投入為503萬，人均16元，創歷史新高。安徽省臨泉縣建立了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經費保障制度，規定2005年縣財政投入人均不低于4元，鄉鎮一級人均要達到6元以上且要逐年增長，同時增長幅度要高于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很多貧困鄉鎮實際上在用社會撫養費支撐鄉鎮政府運轉，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保證計劃生育投入。相比而言，對公共衛生的投入要少的多，中國公共衛生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長期徘徊在0.4—0.5%，而且歷年呈下降趨勢。從1991年到2004年14年間，我國的衛生經費的彈性系數只有0.96%。即GDP增長率是1%的話，衛生經費的增長率就是0.0096%，這實際上是非常低的。

社會撫養費還有一個問題，它是預算外的收入，今天上午李煒光教授談到過，預算內收入中的很大部分沒受到立法部門的控制，更不用說預算外收入了，社會撫養費通過罰款收取，這造成了惡意罰款。

社會撫養費的透明度也非常低。對于窮人，社會撫養費讓人傾家蕩產、家敗人亡；對于富人來說，支付社會撫養費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富人自己養得起孩子，不存在讓社會撫養的問題，所以社會撫養費正當性值得深思。

再看看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們目前所做的人口普查，是通過對人口1%的抽樣調查進行的，調查出來的數據，計生部門認為調高了，這里涉及到一些潛規則。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懷疑計生部門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愿意進行改革，不愿意放松人口政策。如上海近些年人口已經是負增長了，但計生干部認為不能公布，人口政策也不能松動，因為一但政策松動，其他地方都會仿效，都會允許多生孩子。

根據全國老齡辦的報告，到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社會老齡化比例達到17.17%。一對夫婦不僅要養育雙方的父母，可能還要養爺爺、奶奶、姥姥、外祖父，合計8個，再養一到兩個孩子，如果這些人全要負擔的話，可能就是非常大的負擔。而國外的做法是，如果老齡人口多的話，勞動力的工作年限就要延長，如德國人工作年齡已經從2006年11月前的65歲提升到67歲。實際上中國也是一樣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工作方式也隨之改變。比如說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家里工作，大家也可以這樣，成為家庭辦公即teleworking一族。大家的工作方式可以改變，比如老人可以打短工，不需要工作8小時，可以是工作1、2個小時，像毛壽龍教授這樣的，退休以后完全可以做一些咨詢工作。

如果照現在的人口政策安排，中國要變成超級福利國家，但國家財力又不夠，因為勞動人口比例會大大減小。我的一個印度朋友曾經說到，印度和中國相比有個優勢，印度的年輕人多，占總人口比例高，這是一筆財富，而中國人口紅利的時代馬上就要過去了。

我曾經在武漢市克昌灣村看到他們的一些標語，寫到“計劃生育丈夫有責，優生優育少生快富，生男生女一樣好，女兒也是傳后人”。那里的婦聯主任兼管計生工作，職責是協助鎮政府建立計生檔案，跟蹤、排查、動員已有一個孩子的育齡婦女上環，擁有二個孩子的婦女或者男人結扎。

目前，各個村莊都有計生委員會，并設會長、理事、常務理事。除計生委員會以外，還存在計劃生育網絡、計劃生育學校等組織。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得到有力的執行，人口素質也提高了。近來有人提出來中國不存在人口的逆淘汰。比如2007年翟振武寫文章說明我國的人口素質確實提高了，不存在人口的逆淘汰。他的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存在隱性逆淘汰。比如說，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像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可能會生兩胎，也可能是三胎，我也愿意把錢投到子女的教育上，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素質的結構應該是傾向于提升的的。這個問題要從個體層面看，而不要籠統看。觀察各個社會階層的各個個體感受到底怎樣？他有沒有更多的財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衛生、培養等方面？貧困村莊許多人生了兩胎、三胎，這是不是存在逆淘汰？我的結論是，如果從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角度看問題，從個人的層面看問題的，肯定存在人口逆淘汰。有的問題可能被表面現象所掩蓋，人口結構問題就是，事實上存在逆淘汰，這里不存在對某種人口、某類人口歧視的問題。我也是農村大集體工廠工人家庭出身，家里有農田，并不是說農民的孩子素質就差，但是受教育的環境不一樣，投入也不一樣。

從文盲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看，我國的文盲率在下降，2000年是6.72%，同時，人均受教育年限在增加，同年的數據是7.58年。

郭志剛在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意思是計生委在搗鬼。計生委有著往上虛報總和生育率之嫌?？偤蜕适侵钙骄總€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量。這不僅是測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標，同時又可以預示未來人口的總體變動趨勢。從全世界看的話，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總和生育率從6.2下降到2.9，發達國家從2.8下降到1.6。這就是說，發展中國家一對夫婦從生6.2個孩子下降到2.9個，發達國家從2.8個下降到1.6個。

總和生育率，這里簡稱生育率，它有個臨界值，非常重要，這個數值是2.1，即一對夫婦生2.1個孩子。一般來說以生育2.1個孩子的生育率作為人口世代臨界更替水平，這個臨界值就叫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等于這個臨界值的話，上下兩代人數相等，如果高的話，下一代人數要更多，如果低于2.1，總人口則在萎縮。如果低于1.5就是很低生育率，如果低于1.3是極低生育率。

1997年全球已有51個國家和地區、44%的人口處于低生育水平。聯合國為此召開了專家會議，研討低生育率的問題?，F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會中。

中國的生育率一直下降，到1990年生育率是2.3，就很接近于臨界值2.1，轉折點是在1992年，1.6左右，低于2.1。我國十幾年調查的數據顯示，我國的生育率處于1.5以下，也就是說很低的生育率，而且城鎮生育率甚至顯著低于1，也就是說極低生育率。2000年我國的生育率是1.22，統計部門調整為1.4，2005年全國1%人口抽查生育率是1.33，計生委給調成1.74?？梢苑催^來看來認清計生委的往上虛報問題。2000年的數據1.22，2005年是1.33，如果說很高的話，則會反映到第二次調查上面，后來的非計生系統調查沒有對以往生育率結果做大幅度的修正性調高，說明原來非計生系統的調查是對的，計生委的調整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虛高。為什么要虛高？根據尼斯卡能預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官僚傾向于最大化自己所掌握的預算，無論對于形象、所能指揮調動的公務員數量、職務消費、提高自己工資等等都是有用的。2004年以來計生委提供的人口戰略研究假定生育率是1.8，沒有考慮更低生育率的可能性?，F在的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原因是各種各樣的，如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支出壓力的考慮、本身就沒有生育能力等。實際上有很多限制生育的因素，除了計劃生育之外，還有自然因素，如原發性的不孕率為17%，原來所謂的養兒防老現在在很多地方也不需要了。很多人通過B超對胎兒性別進行鑒定，是女兒就進行人工流產，我認識我們老家那邊有人生了女嬰就將她淹死，這種情況也很多。為執行計劃生育對孕婦強行流產也使許多婦女失去生命。

全世界的嬰兒死亡人數很高，幾年前還高于一年一千萬。

中國的經濟增長，即所謂中國的“經濟奇跡”，就和人口紅利有關。我國有大量的勞動人口，而且撫養比相對較低，撫養的負擔輕、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這些都有利于經濟增長，這個時期叫人口紅利期，這種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有潛在的貢獻，這種貢獻叫人口紅利。

王德文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2010年以后將從人口紅利期轉變為人口負債期。2010年是個拐點，過了拐點撫養比開始升高，負擔變重，就業比開始下降了,人口紅利期要結束，負擔期要開始。我們現在不要盲目樂觀，中國人口政策可能會繼續，國策還是國策。我去過倫敦做過調查，問及英國人怎們看待中國的人口政策？他們談到，中國人口數量這么大，你們不能多生育，你們的人口政策很好，獨生子女政策好。他們是怕中國人口多了，會與發達國家爭奪資源。但將人口視為負擔的預設是錯誤的，以此為由控制人口的結果才是將人口變成了負擔，因為勞動人口比例在減少。今天的論壇的英文名稱就是“是人口問題，還是政策問題”。我們的結論為這是政策問題，人口本身不是問題，不是負擔，而是資源，但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問題和負擔，這與政策有關，政府把人口變成了負擔。

關于老齡化加速和影響，根據一些經濟學家的分析，如果總要素生產率保持每年3%的增長速度，2010年到2020年期間，人口老齡化將使中國經濟增長速率比本世紀的頭十年下降2.4個百分點，本世紀中葉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不到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半。除非把老齡人也利用起來，否則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非常大。如果計生委和政府將人口結構搞得很糟的話，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老齡人也需要用起來，發揮余熱。比如利用上述靈活的工作時間。

關于性別比的問題。自然的總人口性別比為，男性占51.5%。我國在1964年的時候新出生人口性別比是106.6：100，2005年為118.6：100。2003年抽樣調查119：100，個別省份超過了130：100，即新出生130個男孩對100個女孩，這30個男孩以后怎么辦，是不是要改變一對一的婚姻制度，還是要進口新娘？

2005年的抽查結果是，我國新出生人口的性別比118.6：100，預計到2020年，20歲至45歲的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婚姻擠壓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將會出現。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理論認為人口以幾何比率增加，生活資料以算術比率增長，人口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他認為，抑制人口增長有積極抑制和預防抑制。積極抑制包括饑餓、戰爭、貧困，其實計劃生育和戰爭是一樣的?！睹献印防镞呌幸欢卧?，問用梃杖還是用刀殺人有什么差別，國王回答說沒有差別，再問用梃杖和政策殺人有什么差別，他說沒差別。拿到計劃生育政策來說，計劃生育政策“殺人”和官員拿著刀和木杖直接“殺人”是一樣的。馬爾薩斯的整個理念基于報酬遞減率，即人口不斷增加時，土地報酬呈遞減趨勢。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悲觀論?？此倪@一段話，他不承認所有人都有生存的權利。他認為，如果父母收入少，父母不能養育子女，大自然會讓你滾開。我國的差別是，在大自然下命令讓你滾開之前，基層官員就讓你滾開，不讓你出生。一個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一個是政府官員人為的結果。

馬爾薩斯的預言一直沒有出現，事實是英國人口增長了，但結婚年齡降低了，人均工資提高了，和馬爾薩斯原來的預言完全相反。

1972年羅馬俱樂部公布了《增長的極限》的報告，認為石油、糧食、自然環境資源供給有限，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因此他們提出“零增長”方案。馬爾薩斯人口論和其他危機論的出現，反響特別大，就像中國的四大悲劇，包括紅樓夢小說，反響也大，屬于不對稱的反響。因為所宣揚的事件威脅越大，，反響也大，總體上是不對稱的，有一種放大效應。

美國的萊斯特·布朗寫過《誰來養活中國》。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談到，中國以前主要是大豆的原產地，而現在中國每年消費掉4900萬噸大豆，其中進口3400萬噸，成了第二位進口大國。到2030年，如果工資水平和消費水平一樣的話，中國鋼鐵的消費量將是美國的三倍，煤炭的消費量更多，紙張產量是世界產量的兩倍，如果四個人三輛車，能源消費達到每天消費九千萬桶原油，而目前全球每天的原油產量是8400萬。但這些都是在現有資源條件、技術條件下得出來的結論，這就是靜態的悲觀論。

增長極限論者預設人口是負擔，但他們不知道人口也是資源，是人力資本，資源瓶頸永遠存在。經濟學研究的是稀缺問題，稀缺永遠存在，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克服稀缺瓶頸的過程。實際上技術是不斷變化和推進的，尤其是經濟體越自由，技術創新就越多。即使存在所謂“增長的極限”，該“增長的極限”也會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地往后推移，生產的可能性邊界不斷往外拓展，也就是永遠達不到“增長的極限”。只要你在一個自由的經濟體、產權得到有效的保護，有憲政的自由，技術進步可在一個良好的規則框架下推進，即使有“增長的極限”，這個“極限”也永遠看不見，因為它先一步往外拓展了。演化論和剛才講的理念是相同的，經濟在演化，社會在演化，國家之間有制度競爭和體制競爭，所謂的“模仿”就是生物學里邊演化理論中“遺傳”的概念，演化論中所謂的“適應”來自生物學中的“適應”概念，演化論中的“創新”在生物學中叫“變異”。當資源缺乏時我們提出很多適應措施，這就是生物學里的適應。當創造了新的能源，就相當于“變異”，演化論中叫“創新”。人口是資源，人具有適應性，人具有創造性。

另外，布朗也提出來，在既定技術和結構下的適應，比如調整發展模式，如應對現在的氣溫變化也是一樣的，要提高能源利用率、重視農業、重視水資源的集約利用。技術也非常重要。人口有自選擇機制，所謂“優勝劣汰”，但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勢態盡管存在，我們仍然需要警惕。我們還是要從人本的角度進行糾偏，比如盡量保證病人得到醫療，他自己沒錢，社會可能需要提供幫助。其他的適應性對策包括提高教育水平、普及教育、包括職業教育，改善衛生條件，但最重要就是放棄現有的人口政策，至少要放松到二胎政策，一時放棄不了可以分階段逐步放松。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