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既存在著有利于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著不利于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非正式制度。我國歷史上沿襲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壓力因素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

首先，中華文化中的“小傳統”作為民間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有利于我國的工商業發展。儒教不主張“君子”（政治家、官員和文人等）經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業活動。這兩種分別體現為中國歷史上傳承下來的“大傳統”和“小傳統”。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過互通有無改善交易雙方的福利?！按髠鹘y”涉及的官方倫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倫理訴求，而“小傳統”中的文化卻是真正內化的、實踐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規范。古代官吏往往表面上輕視工商，實際上又不得不重視和利用工商?！吨杏埂窂娬{“來百工”，《史記》正文末篇為“貨殖列傳”。

其次，中國人一直來保持著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這種追求心本身也屬于一種非正式制度，有益于發揮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中國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脫，但中國人同時是實用主義的，追求世俗的滿足，現世的更美好生活。中國人這種對現世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心態作為一種經商文化雖然在計劃經濟時代被壓抑，但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就成為追求財富的動力來源。在計劃經濟時代，很多農民因為在自留地上栽種莊稼而被批斗，因為他們留了“資本主義尾巴”。

再次，歷史上的生存壓力和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國人總體上比較刻苦耐勞的品質。這種品質在溫州人身上表現得越發明顯。歷史上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壓力對形成刻苦耐勞的人格和“功利”心態有影響。這種人格和心態對于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中國人有著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這種傳統使得中國的大量勞動力和企業家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同時有通過習得進一步掌握專業技能的能力。中國的父母們絕大多數愿意自己省吃儉用，甚至傾家蕩產，也要送孩子上學讀書，包括出國讀書。

上述文化、教育傳統和對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心態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涌現大量民營企業家、發揮企業家精神創造了非正式制度條件。而生存壓力外加政府允許（最初為默許或者容許）空間的擴大，進一步促成了企業家精神的發揮。這里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員的改革沖動以及港臺企業家的大舉投資也同樣受到中華文化和教育傳統的影響，以及生存壓力和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影響。

雖然上述非正式制度和生存壓力因素對于經濟發展有利，但同時存在著阻礙和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官方意識形態因素。后者也屬于非正式制度。中國“奇跡”的實現過程就是克服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正統官方意識形態因素的過程，是我國正統官方意識形態“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過程。所謂“去魅化”，英文為“disenchantment”,源自德文用語“Entzauberung”。根據維基百科學全書的解釋，它在社會科學中意指“神秘主義的貶值”（devaluation of mysticism)。馬克斯·韋伯用這一概念來描述現代化的、世俗化的社會的以下特征：人民更高看重科學理解而非單純的信念。

與“去魅化”對立的概念是“再魅化”，即“re-enchantment”。但是在“去魅化”之后實行“再魅化”要比登天還難。這是因為，在你打開窗子之后，即便重新關上窗子，要讓屋里人不去想、不去看窗外良辰美景，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實現“再魅化”，意味著首先要對屋里人實行較長期的強制“愚昧化”。

在當今中國，有利于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生存壓力因素和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心態是使得改革進程呈現“不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為隨著改革的進展，無論是官員還是民眾均看到了更大的長遠性總體利益，而逆轉改革進程則意味著對這種利益的放棄，這無疑不能為民眾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