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鋼/文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人們有很多話要說，“左”的、右的觀點都有，眾說紛紜，甚至交鋒很激烈。作為伴隨著改革開放歷程成長起來的企業家，我們也在看這三十年。我們的看法，或許鮮少理論色彩，卻有實實在在的自我體會。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是企業家最喜歡的事情?？偨Y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在我看來，總體上就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把農民對土地的耕種權或者說是支配權還給農民。第二件大事，就是讓外國人到中國來辦廠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吸引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第三件大事，就是中國人可以做買賣，自己可以辦工廠，可以當商人、當企業家。與官家企業不同的中小型企業的誕生及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偉大的成果之一，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創造出中國的中產階層，其影響力起碼會延續三百年。

中小企業以其靈活的機制、強大的生命力和市場適應能力，在穩定經濟、吸納就業、出口創匯和提供社會服務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成為我國三十年經濟發展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主力軍以及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小企業在當下的困境和倒閉潮

在轟轟烈烈地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國最大的就業崗位和稅收的源泉——中小型企業竟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倒閉潮，支撐了三十年“中國經濟奇跡”的中小企業竟然成為了犧牲的對象。

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倒閉的企業已超過6.7萬家，而筆者認為這僅僅是冰山融塌的前奏。中小型企業何以出現倒閉潮？在宏觀背景上，從去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連鎖反應使美國出現了經濟衰退，受此影響，歐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也開始略顯疲態；從中國的情況來說，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原材料價格暴漲、勞動力成本提升、緊縮政策使融資更加困難等多種因素，直接影響到我國大部分處于產業鏈低端的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這些都是原因，但背后的深層原因，是近年來愈來愈緊的對民營經濟的收壓性政策。

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每隔三到五年就有一次宏觀經濟調控。盡管每一次遵循的都是 “宏觀吃緊，調控民企”的邏輯，但中小型企業生命力卻最頑強。每一次調控來臨時，它們總能夠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護自己，找到存活下來的那條縫隙。而此次調控，為什么會出現倒閉潮呢？

1998年的宏觀調控，起因是亞洲金融風暴造成了消費市場的低迷，中央政府通過啟動房地產，激活了內需，并由此帶動了重化工業的繁榮；2004年，則是因為上游產業出現了投資過熱，決策層進行了選擇性的懲罰，將進入鋼鐵、水泥和電解鋁行業的民企一一逼退，同時在短時間內控制對地產業的信貸，從而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此次的景象則全然不同，最重要的兩個新特征：一是出現了十五年來從未發生的通貨膨脹，二是人民幣升值造成外貿的增長壓力，調控陷入兩難局面：外需萎縮，內需不漲。也就是說，這一次是缺少了刺激內需的動力了。于是，中小型企業就成了犧牲的對象。

金融調控和信貸收緊是造成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的直接原因。對于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盡管遭遇目前嚴重的經濟壓力，成本高于產出，但只要銀行信貸予以幫助，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品結構，還是可以渡過難關的。但是，國家的銀行信貸則普遍地“嫌貧愛富”，只會“雪上加霜”，決不可能“雪中送炭”?？陀^地說，銀行的這種行為不能全由銀行負責。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數次上調存款儲備金，導致銀行經營收縮，再加上銀行信貸終身責任制等一些荒唐的政策，使銀行只愿意向既保險、效益又高的壟斷型國有大型企業或國家重點項目發放信貸，而中小企業則成為銀行的“燙手山芋”，一有風吹草動，就唯恐收貸不及導致銀行自身損失。

中小企業得不到銀行的正常信貸，要想繼續發展，就必然轉向民間資金。這就必然催生了民間非法集資和地下錢莊的盛行。以地下錢莊來說，高額的貸款率是維持其經營的惟一手段，目前地下錢莊的貸款率是22%以上，中小企業當然也會意識到其中的利益訛詐，但為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也只能飲鴆止渴。

奇怪的是，我們的政府對此似乎無動于衷。最可嘆的是，有一批學者們，竟然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提出所謂的逼中小企業產業升級換代的理論根據。在科技和國家經濟情況還沒有達到要求的情況下，強行逼中小企業轉型，要影響到幾千萬乃至上億人的就業問題，一定是國家的災難。那么，眼看著中小企業倒閉潮一浪高過一浪而言陣痛不思救策，也是國家的災難！

改政、松綁、減稅、放貸

要真正破解目前中小型企業的危局，需要從政策和制度的層面入手，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我以為,目前解決中小企業的困境可以歸納為八個字：改政、松綁、減稅、放貸。

在中小型企業野生階段，政府對它們并沒有太多的限制。而如今，在加強管理的名義下，多重管理機構個個如狼似虎，把中小型企業的市場準入成本無限地抬高?？梢哉f，就目前情況來說，任何一家中小型企業，要推出一項新產品，不拿到10張以上的許可證，是不能投放市場的。而這些名目繁多的生產許可證，打的旗號是管理，實際上就是收錢。每一張許可證的發放，與其說是政府在管理，倒不如說是企業花錢買政府官員的管理尋租權。

這些管理上的強制措施，首先抬高了企業的市場準入門坎，其次使企業自我抬高了產品的成本，再其次，就是加重了官員的腐敗。隨著中小企業生產成本的不斷增加，又造成了生產偽劣產品的地下工廠泛濫。

建國初期，老一代經濟學家孫冶方和徐雪寒在研究了三四十年代的實業管理政策后指出：對目前依然存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最簡便的管理政策是：輕稅重罰、輕管重處。即在建國初期依然需要民族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對其企業采取較輕的稅收。而對于其生產過程，則不與干涉。國家政策的著眼點是：只是管理企業所進入市場的產品。如果出現偽劣假產品，罰到再沒有敢效仿者。這一政策，對于鼓勵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緩解建國初期的緊張的局面，功莫大焉。

而目前，我們現行政策則恰恰相反：重稅輕罰，重管輕處。政府過多干涉的是企業的生產過程，而對于進入市場的產品質量則倒在其次了，這種倒掛是尋租的樂園，是滋生腐敗的溫床，也是導致中小型企業一遇風吹草動就陷入危局的制度原因。

要根治上述情況雖然還很難，但是政府如果在稅收政策上加以調整，則會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目前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減稅是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刺激企業增加供給的有效政策手段。

中國三十年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簡單地說，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既定政策。改革初期野生的中小型企業，所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政策比有政策好”。

因此，改革到今天，面對著中小企業的倒閉潮，破解的辦法還應該跟三十年前一樣。官方權威政策的方向要順應民間自發的努力，全面對中小企業徹底松綁，把強化管理的政策放在產品而不是生產過程上。

從國際的經驗上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經濟疲軟，大企業解雇工人，失業人數上升。地方銀行和信用社就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和用款輔導，政府資助社區學院為中小企業提供管理培訓，促進中小企業——即使三兩個人的夫妻店——提高管理效益，增加雇員和提高經營效益，用中小企業減緩了經濟衰弱對社會就業的壓力。

而我就始終想不通，中國作為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和稅收的世界制造工廠有什么不好的，怎么這兩年在學界“中國制造”成了貶義詞？實業救國是百年中國有識之士的共識，沒有產業和實業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沒有脊梁的民族。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形成一個橄欖型的社會財富和人口分布，這是發達國家繁榮穩定的重要經驗。讓中產階層成為主體，增加人們的資產收益和普遍財富，社會就會穩定。而千百萬中小企業正是中產階層的孵化器，破壞了這個孵化器，對社會有什么好處呢？

我感到最擔心的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著市場經濟奔了幾十年，市場經濟也給中國帶來了幾十年的繁榮，怎么忽然間，全國中小企業就進入到了死胡同？這樣的轉變是如何從上到下微妙地發生的，我沒有仔細研究過，但我知道，這樣的轉變威脅著中小企業的生存，威脅著勞動者的就業，威脅著中國的穩定，再這樣壓下去，會壓出巨大的社會問題，完全可能會使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毀于一旦。

（作者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副理事長、云南省政協常委、云南紅酒業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