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金雁/文 目前俄羅斯關心社會主義的人們都在提一個問題：同樣是堅持社會民主主義的“孟什維克”為什么會在俄國失??？我們對“孟什維克”的概念基本上來自于蘇聯著作的譯介，長期以來，這個名詞就意味著對 “革命的投機和背叛”，是“少數”分裂革命政黨的“機會主義者”派別。真實的歷史到底是怎樣的呢？俄羅斯近年來在這方面不但出版了多卷本的檔案文獻，也有大量新視角的研究著述問世，為我們還原歷史本來面貌、客觀認識這個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中 “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派別”提供了更加開闊的視野。
“孟什維克”的產生
1898年借助于猶太工人“崩得”組織的幫助，俄國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司徒盧威起草了《宣言》，代表大會選舉了由3個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工人報》被定為黨報，但不久中央委員中的兩人被捕、黨報的印刷所被查抄。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26個社會民主黨組織。在這次會議上因建黨模式問題發生爭論而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孟什維克”因此得名。眾所周知，布爾什維克的俄語意為“多數派”。
1903年二大代表在討論黨章時出現不一致的意見。列寧受其兄長、著名民意黨烈士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影響，在對民粹派理論口誅筆伐的同時，對民粹派的“幫會”組織模式情有獨鐘，堅持以“民意黨”組織原則為基點，建立一個“職業革命家”密謀團體模式，這種組織模式強調效忠組織、高度集中、鐵的紀律、限制爭論、對背叛者的懲罰、以目的為最高宗旨的“道德虛無主義”。列寧的解釋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組成的黨組織越堅強，黨內的不堅定性和動搖性就越少。列寧稱贊民意黨是 “我們大家應當奉為模范的出色組織”。
我們所有談論蘇聯共產黨的著述都認為“民主集中制”這個原則是列寧確立起來的，其實大家耳熟能詳的“集中制”組織原則的雛形來自民粹派。1903年時，剛剛成立的民粹派后繼組織社會革命黨就曾積極贊同列寧采用民粹派的“集中主義”的標志性的特點，而到1905年社會革命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們通過采用的卻是第二國際通行的、也就是孟什維克組織模式。當然，這種建黨模式當時受到了各方的質疑，如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托洛茨基等人。
實際上，在會議的大部分時間里，以列寧為首的派別都處于少數的地位，只是在1903年社會民主黨二大閉幕后的第27次會議上由于“崩得”與經濟派代表的退出，列寧派以24：20居微弱多數，但傾心于“少數服從多數”的列寧樂于強調這次“多數”，而標榜清高與特立獨行的馬爾托夫等人當時也不認為“少數”是個貶義詞。于是，就形成了這兩個常常是名實不符的派別名稱。
這次黨內斗爭不了了之，因為雙方并無真正的政見之爭，而黨務上的爭論在當時黨員極少的情況下幾乎成了個“學術問題”，地方基層組織對于代表會上出現分裂的情況知之甚少。此后很長時期，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同在一黨之內，共同組成中央委員會與其他機構，實際上處于孟什維克主張的“黨內有派”的狀況。但另一方面，在專制的俄國，黨必須在秘密狀態下活動，西方“議會黨”的那一套實際上行不通，民意黨的組織模式在當時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確具有凝聚力和戰斗力，所以列寧的黨務主張也得到了操作。
當時這場黨務爭論并不涉及理論上的“左”與“右”，列寧在政治上的民粹主義化也是在后來斯托雷平時代才發生，此時他與孟什維克尚無別的分歧。而理論上極“左”的托洛茨基及盧森堡盡管后來在政治上多與列寧為同道，但在黨務上他們都持孟什維克式的、也即第二國際各黨通行的立場。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布爾什維克組織原則——‘民意黨’的歷史繼承者”的建黨模式，由黨章第一條引發的爭議，扭轉了馬克思以來的現代政黨模式，并產生了一系列后續變化。
在十月革命期間，孟什維克首領唐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1903年“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章第一條出現的分歧，明顯產生出分裂當今世界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思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派別”，它產生的影響將是后人難以估量的。
蘇聯時期的教科書對孟什維克定性為：先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后來變成一個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小資產階級派別”，十月革命后與國內外反動勢力一起公開反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墮落為反革命政黨”。1980年代蘇聯就有人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現在俄羅斯很少再有人沿用上述的說法，他們普遍認為，“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流派”的提法是斯大林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下的定義?，F在俄國的研究者傾向于認為“孟什維克”是屬于“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俄國的一個分支”或者叫“溫和的社會主義”以區別于“激進的、強硬的、雅各賓主義的社會主義”。應該說，這個評價比中國學者陸南泉、姜長斌等主編的《蘇聯興亡史》中把孟什維克定性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要更準確些。列寧的著作中也經常出現把孟什維克與雅各賓派對立的提法。
孟什維克在革命中的作用
與領導人多在海外的布爾什維克相比，孟什維克在國內工會中的影響更大。1917年的“二月革命”雖然事出偶然，沒有任何政黨策劃過這次劇變，但在革命后出現所謂“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并存”局面時，蘇維埃初期也主要是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主導的。二月革命后初期，孟什維克由于不支持資本主義，又教條地認為俄國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條件而無意掌權，只想以蘇維埃為陣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對派。而在自由主義者主導的頭兩屆臨時政府無法控制局面、先后辭職、俄國瀕臨無政府混亂狀態的情況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參與了后期的各屆聯合臨時政府，并且越來越成為主導。他們參政后就開始以左派立場與“資產階級部長”斗爭，并沒有因為上述教條而甘愿做 “資產階級的尾巴”。然而，對于這種民主政治中的政敵，他們只用合法手段。如果不是當晚就發生布爾什維克的武力奪權，“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但如果“資產階級”要動武，孟什維克也主張堅決鎮壓。當8月間發生右派企圖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時，孟什維克不僅推動臨時政府進行鎮壓，還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動暴力而受到壓制的布爾什維克重返政壇并組織民兵 （赤衛隊）參與平叛——然而，正是這些布爾什維克民兵后來反過來推翻了臨時政府。
另一方面，本來在沙皇時期反戰的許多孟什維克，在沙皇倒臺后看到需要抵抗德軍進攻以保衛新生的“民主俄羅斯”及其革命成果，因而在無法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情況下不贊成放棄戰爭，尤其反對在無停戰協議的情況下單方面放棄抵抗。這種所謂“革命護國主義”立場（盡管不是所有孟什維克都持這一立場）使當時厭戰之極的俄國軍民失望。而那時以在野身份完全根據群眾情緒提口號的布爾什維克則鼓吹無條件立即停戰，因而人氣迅速上升，尤其在軍隊這個當時最厭戰的群體中很快成為最受歡迎的派別。而當時在并非普選的蘇維埃中，軍人投票權高于工人十多倍，因此孟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的主導權遂被布爾什維克取代。布爾什維克以蘇維埃的名義利用軍隊和民兵武力奪權，遭到孟什維克的抗議。但是當時蘇維埃政府自稱是 “在立憲會議召開前管理俄國的工農臨時政府”，并許諾盡快進行立憲會議普選，因此孟什維克也沒有太強烈的抵制。相反，他們積極地投入了布爾什維克政府組織的立憲會議選舉工作，成為當時俄國最遵守民主規則的政治派別。
由于這時他們的報紙被查封，聲音被封殺，也由于在當時的亂局中人們對他們那種循規蹈矩的主張缺乏信心，當然還有掌權者對選舉的影響，孟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了，他們僅僅得到2.3%的議席，在四大競選團（社會革命黨、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中是最少的。這與二月革命之初他們的巨大影響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孟什維克坦然宣布接受這一結果。而布爾什維克卻因為得票少于社會革命黨推翻了他們自己組織的選舉，于1918年1月派兵武力驅散了立憲會議。在選舉中失敗的孟什維克卻首先起來捍衛這一民主選舉結果。他們組織工人于當天發起和平的游行示威，抗議解散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派兵開槍鎮壓，有21名工人被槍殺，造成震驚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
孟什維克的困境
“一·五血案”后，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徹底決裂，并受到后者嚴厲鎮壓而轉入地下。但是立憲會議被驅散終于導致社會危機的大爆發。不僅布爾什維克與所謂“民主反革命”之間矛盾激化，而且布爾什維克廢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后懾于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乘機而起，隨著憲政民主前景的破滅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面對如此局面，孟什維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時他們不分國內國外、“國際主義者”還是“護國主義者”，都一致抗議廢除民主，也都是“專政”的反對派。但在后來的內戰中，由于他們同樣反對與蘇俄為敵的資產階級及舊俄勢力（所謂白衛勢力），因而顯得左右為難。
于是在如何“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上，孟什維克們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俄國國內以馬爾托夫和唐恩為代表的主流派等人雖然譴責布爾什維克破壞民主，但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與舊俄勢力更重要，因而在全面內戰爆發后改變了激烈譴責的立場，采取了寧可支持蘇俄的態度。他們仍然按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把“專政”看成內戰中的非常狀態，期待在戰后能夠恢復民主。于是他們力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者立場的同時，以盟友身份支持內戰中的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號召國內支持者保衛蘇俄，在國際上也盡力為布爾什維克游說，呼吁國際社會民主黨暫停討論 “民主還是專政”的問題。
當時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通過民主競選上臺執政并宣布脫離蘇俄，成為原俄羅斯帝國范圍內孟什維克掌權的惟一地區。盡管沙俄解體后的“獨立風”流行一時，格魯吉亞并非特例，當時所謂“民族自決”的意識形態承認這種權利，沙俄時期列寧還鼓勵這種做法，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其他異己勢力也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但為了取悅于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還是嚴厲譴責了格魯吉亞同志，孟什維克中央甚至宣布開除他們。
這時，孟什維克不僅承認戰時的“革命專政是必經階段”，“客觀上好比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而且作為未來制度的設想，他們也已經不再為立憲會議呼吁，而僅限于呼吁擴大“蘇維埃民主”。他們認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約束列寧們。但是，列寧并沒有因為他們的支持而寬容他們，內戰一結束，就對他們發動了嚴厲鎮壓。仍在國內希望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孟什維克首領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建議被列寧接過去之后，他本人卻因企圖表現得比領袖更聰明而不能被見容，孟什維克也因唐恩的意見被采納而在1922年遭到了最后的滅頂之災。而孟什維克的命運也確實給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專政”觀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戰時的“專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復后就應當取消專政恢復民主。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僅僅指望“專政者”的好心和自覺嗎？
只有以饒爾丹尼亞為首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通過民主選舉在當地的多黨制議會取得多數，上臺后領導格魯吉亞脫離俄國獨立，并組建軍隊抵抗蘇俄進攻。他們在格魯吉亞執政兩年，進行了頗值得研究的、憲政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制、工業國有化、發展自治工會農會等），但這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格魯吉亞，最后也在1920年被蘇俄大軍攻滅。
1921年底，列寧下令取締孟什維克，幾百名重要人物被捕入獄。經過絕食斗爭，1922年初，十名主要領導人被驅逐出境，在西方它成為是一個人數很少的思想政治派別，主要作用在于對俄國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先后在柏林、巴黎、美國出版 《社會主義通報》，一直到1965年。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