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滕彪/文 民眾對正義的關注往往體現在對司法的關注上。一個社會中的重大案件往往反映著司法與民意的關系。司法應該如何面對民意，以及在司法面前民意應該如何表達，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曾經十分強調司法工作的 “群眾路線”。馬錫五審判方式可以看成是司法群眾路線的一個典型，其特點是，重視調查研究，尊重群眾意見，方便群眾，依靠群眾，教育群眾。司法徹底被民意（至少從表面上看的“民意”）壓倒的情況應該是在1950年代初期的公審大會和文革時期的“群審群判”中。在1951年上海市一次對九名反革命分子的公審現場，到會的有一萬多人：

有1739個單位、共約637800人在收聽會議實況時進行了表決，一致要求槍斃公審的九名罪犯?！斆恳粋€罪犯被押解至會場中央時，與會代表莫不怒目切齒，喝令“跪下！”全場高呼“槍斃他！”……劉秀英控訴陳匪小毛強奸她本人及百余女工的罪行。劉秀英在控訴時，泣不成聲。臺下高喊：“槍斃陳小毛，為姐妹們復仇！”……公審完畢后，方行副署長當即宣布：接受各界人民的意見，將九名兇犯提請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當方副署長剛宣布畢，全場頓時響起一片掌聲和歡呼聲。（《全國各地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新華月報》，第四卷第一期）

在日后的“聯合辦案”、“群審群判”、貧下中農高等法院、嚴打、游街示眾、公開處決、公捕公判大會等法律實踐中，仍然可以找到這種“人民司法”的影子。事實上，這并不是真正的司法，與其說是司法屈從于民意，不如說是政治扭曲了司法?！八痉☉鹁€”從屬于 “政治戰役”，泛政治化、“政治掛帥”影響了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司法也不例外。

在法治比較成熟的社會，當獨立的司法遭遇獨立的民意，司法往往要堅持獨立的品格，哪怕作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判決也在所不惜。除了著名的辛普森案，還有不勝枚舉的很多例子，如焚燒國旗案。1989年春夏之交，美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定：在公眾示威中焚燒國旗屬于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表達自由”保護的行動。而當時的民意調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希望用法律來保護國旗。幾年后的另一項蓋洛普(Gallup)民調表明，五分之四的美國人不認為焚燒國旗屬于憲法保護的 “表達自由”范圍。但民意并非不能影響司法，只不過是通過另外的、間接的渠道——陪審團、法庭之友、選舉法官 （雖然所有的美國聯邦法官是任命制、終身制的，但很多州的法官是民選的）、選舉議員、新聞自由、游行示威等等。

法律主要通過議會民主來體現民意，體現民眾的價值偏好或利益的平衡；但司法是對法律的解釋和適用，司法推理和民眾的日常思維有所區別。法律人耳熟能詳的1608年英國普通訴訟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與國王詹姆斯一世的對話，正體現了這一點：“法官要處理的案件動輒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動產或不動產，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處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門藝術，在一個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識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泵褚庠谥贫ㄒ巹t的時候可以盡情展示——從議會上的爭吵、走廊里的游說，到媒體上的宣傳、街頭的喧囂——但在適用規則解決糾紛的時候，更需要忠于規則的法律人的冷靜和理性，需要劇場的儀式、程序和威嚴，而不是廣場上民意的激情。司法的公正需要裁判者的中立、超然的地位，司法權最重要的品格在于其獨立性。司法獨立最終要求法官獨立，法官在裁判案件時不但要獨立于政黨團體、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獨立于上級法院、法院“領導”和其他法官，也要獨立于新聞媒體和民意。獨立的、高素質的法官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能夠維持司法的公正形象，從而贏得民眾的信任。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民眾對具體案件說三道四，另一方面可以增強民眾的法律意識、程序意識；即使某個案件的判決結果與民眾的預期相悖，出于對司法制度的尊重和對程序正義的信任，人們也愿意接受判決結果。反之，司法越不獨立，就離人民越遠，人們就越不相信司法，從而更傾向于通過其他渠道（關系、金錢、權力、輿論）影響司法過程。健康的司法制度會培育健康的民意；不健康的司法制度會滋生不健康的民意，而在真正需要考慮民意的時候它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在某種意義上，貼近民眾成為中國司法的一道特殊的景觀：著重調解，田間地頭審判，上門服務，庭審直播，“做人民滿意好法官、做人民滿意好法院”，等等。電影《馬背上的法庭》中的馮法官的形象歷來被人們所贊揚。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民眾告狀難、訴訟權利得不到保護、判決缺乏說理性等現象，不由得使人迷惑。當不獨立的司法遭遇不獨立的民意，問題就復雜多了，如同置身一個曲徑分叉的鏡城，要在自我、影像、影像之影像的糾纏中突出重圍，確非易事。

1997年，河南鄭州公安干警張金柱因交通肇事逃逸一案被判死刑，他說自己死于記者之手。此話部分不錯：按照刑法的規定，交通肇事罪是不可能被判死刑的。就在此案不久之前，河南另一地區發生一起情節大致相同的案件，犯罪人最終被判刑兩年半。但記者真有這么大的本事嗎？

之后的劉涌案引起的關注更大：2002年4月，劉涌被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非法經營罪、故意毀壞財物罪、行賄罪、妨礙公務罪、非法持有槍支罪等多項罪名一審判處死刑。2003年8月,劉涌被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死緩，于是輿論大嘩。最高法院之后提審該案，速審、速判、速殺，于是人心大快。張金柱案和劉涌案都引起了一些爭論，是“媒體審判”、“輿論殺人”，還是正義終于得到了實現？

表面上看，民意對司法施加了不當的影響。很多民眾不懂得法律的專業概念和司法的推理邏輯，“殺人償命”原始復仇觀念占據上風；強烈的道德義憤壓過了司法本應具有的理性。在劉涌案中，民眾一時難以理解和接受“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無效”這種理論——更準確地說，并非不能接受這種理論，而是不能接受這種理論首先用在一個黑社會頭子身上。在群體心理學的作用下，對正義的關注往往導致非正義的結果。

實際上，在目前情況下，輿論還遠遠沒有強大到足以殺人的程度。張金柱的話只對了一部分。決定這些熱點案件的結果的，不是該案件的法官，也不是關注該案件的民眾，而往往是那些擁有權力的匿名者。權力腐蝕了司法，民意最多是個催化劑而已。2005年的樊建青案（山西小保姆樊建青殺死退休人大副主任郭隨新，被判死刑）和王斌余案（農民工王斌余討要工錢無果連殺四人，被判死刑），民間反對判處死刑的聲音不可謂不大，但最后都沒有能夠挽回二人的生命?？梢?，民意并不會自動起作用。

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比如崔英杰案（小販殺死城管被判死緩）、許霆案（惡意取款原審被判無期徒刑），民意對最后的判決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案件結果更人性化，也更符合法律的精神。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兩個案件不僅僅是民意的勝利，也是司法的勝利——盡管從根本上說，在制度層面，距離民意的勝利和司法的勝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隨著社會空間的擴大和公民社會的成長，公民的參與精神和責任意識越來越強，對案件的關注和討論也將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成熟。在一些熱點案件中，網絡媒體的關注和民間的維權活動，起到了一步一步引導司法公正的作用。在對具體個案的關注中，在公開信、簽名與網絡回帖中，在律師、記者與知識分子的維權行動中，逐漸形成了具有法律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公眾。同時，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社會的規則化程度的提高，法律共同體也逐漸形成，對規則、程序、司法的理解也更深入。唯有法律精神的復興、公民社會的發展和不斷反思的言論實踐，司法才可能走向獨立，民意才可能走向理性。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