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崛起？這是下一任美國總統將要面臨的首要挑戰之一。有些人視中國為威脅，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增長對美國經濟來說是機會，華盛頓應該通過接觸來應對，積極接觸是通向成功的唯一路徑。
布什總統選擇了這條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現在的美中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富有成效。
顯然，阻止中國增長是不可能的。作為世界經濟力量的快速崛起之秀，雖然中國帶來了很多挑戰，比如商品市場貿易和投資，比如環境問題，但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世界經濟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賴，這就需要雙方在政策層面多多接觸。實際上，中國領導人視為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問題，正好提供了影響中國作為大國崛起和融入國際體系的最好途徑。
SED助推理解中國
對華盛頓來說，最有效的方式是理解北京方面的利益和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中國認為經濟增長對于其穩定是非常重要的，30年的經濟發展改變了這個國家，給中國帶來了和平與穩定，并且使得數以億計的人脫離貧困。
中國深深地為這些成就感到自豪，并且開始考慮怎樣才能持續增長。同時，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中國未來的增長需要依靠進一步地融入全球貿易、投資以及金融市場。
美國和中國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同時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多的差異。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知識產權的執行以及人權問題上，華盛頓和北京有著巨大的分歧并且有時候會利益相背。但是，美國不能讓這些差異阻擋中美關系的繼續前行。
在中國成功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美國和中國共享了很多利益。兩國的繁榮應該依靠彼此在多個領域的不懈努力：如雙方平衡經濟增長的能力，依靠穩定和具有活力的雙邊貿易和金融制度，依靠多樣并且可靠的能源，以及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共同目標。
2006年，布什總統和胡錦濤主席建立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以此來應對雙方之間的緊張關系。這個機制之所以能夠成功，很大的原因在于華盛頓認識到了中國的現實——一個真正的中國，而不是許多美國人臆想中的中國。
舉例來說，華盛頓認識到，強勁并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對于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北京對待國際關系首要的是經濟領域。因此，通過對兩國經濟利益相關的議題來接觸北京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在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都能取得切實的成果。
盡管中美兩國的互訪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但是中美兩國還是經常誤解對方。富有成效的兩國關系需要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高層之間的接觸，并減少誤解和交流的誤讀。SED成功地實現了這一點，通過中美雙方高層官員的對話，使得雙方能都平等地討論兩國戰略層面上的議題。
平等與互信機制
美國官員理解了中國人的視角后，他們在處理雙方關系上會變得更加有效，這也是我為什么經常去中國的原因。沒有什么能夠替代與中國高層決策者面對面的交流，何況中國特別珍惜相互尊重和建立的友誼。SED的中國談判伙伴、中國副總理王岐山，以及前任副總理吳儀都非常強調互信的重要性，與中國政府高層建立合作關系是美國政府通過SED成功的關鍵因素。
2006年9月，SED開始啟動的時候，很少人相信這個機制進展的可能性。包括美中兩國的朋友曾警告我，說那個時候不是討論經濟議題的好時機。因為中美雙方領導人當時都面臨換屆選舉，然而我相信這是雙方接觸時唯一的前進之路：因為有太多的重要議題擺在美國和中國之間。
通過每年兩次的SED，我得以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總理溫家寶談論中美關系中最為重要的經濟議題。2007年8月，我和胡主席討論了中美經濟國家主義的負面影響。我相信通過我們之間的坦誠對話，比如在互利的基礎上，保持市場對其他國家開放貿易和投資，已使中國領導人更加認識到：為什么中國的增長和穩定需要繼續推進自由化，盡管當時受到中國國內工業的抵制。
像SED的這種互動機制，使得雙方部長和內閣成員能夠聽到不同角度的觀點，這樣就能夠為政策制定機制提供信息。舉例來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并不能單獨決定人民幣升值幅度問題，通過SED，所有涉及該問題的中國部長都會與美國代表討論。
2007年5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二屆SED會議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對中國的15個部長強調平衡中國增長和改革匯率政策的重要性。而在歷史上，中美關系很少能夠有機會出現這種面對面的接觸。同樣，美國內閣成員對于中國的理解也會因為聽到中國政策決定者的第一手觀點而有所改觀。
鼓勵性的對話帶來了好的結果。2007年12月SED會議前夕，中國國家環保局（后來升級為環保部）一直與美國環保局致力于“關于中國二氧化硫排放交易項目的商討”，當時其全國性的推廣并不成功。但是在SED提出該議題給國務院核心官員、相關部長以及公司代表討論后，它幫助中國國家環保局得到了中國領導層的廣泛支持。并且在這次北京舉行的SED上，中國宣布了在全國電力部門推廣這種二氧化硫排放交易項目。通過市場化的力量來解決污染問題和凈化空氣，這是中國踏出的有意義的一步。同樣，這一措施增加了美國出口和創造了美國環境公司的就業，并且推動世界范圍內對于這種項目技術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