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漫長歷程中，除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外，還有好幾屆“三中全會”均頗具綱領性意義，比如1984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2003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本文側重以十四屆三中全會與十六屆三中全會作為研究視角，主要是因為前者首次正式提出并闡述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問題，后者則首次正式提出并闡述了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問題。而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展到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時隔十年，承前啟后，對于我國國企改革而言，無疑是一個更具里程碑、劃時代意義的深刻飛躍，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線條性和脈絡感都很強，從中很能讓人體會到改革的決策層和領導者們是如何審時度勢、準確把握深化改革的不同時機與不同階段，一步步地走過來，又正在一步步地逼近或走向全勝格局的。

有意思的是，十四屆三中全會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凝練為十六個字，即“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而十六屆三中全會則將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也凝練為十六個字，即“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這兩個十六字訣，非常樸實而又生動地體現了我們黨與時俱進的改革風格以及善于集中、概括的號召能力與動員能力，是凝聚著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集體的高度智慧的。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回瞻于此，對國企改革的勝利前景必將更有信心。

那么，十四屆三中全會緣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闡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問題呢？

眾所周知，國企改革是我國整個體制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作為最直觀的證明，一可自“始”看，1978年最早啟動的是農村改革而不是國企改革，因前者相對比較容易，而系統推進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則是若干年后(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戰略決策，標志著國企改革全面展開，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二可由“終”看，艱辛努力達20多年，但國企改革仍未鳴金收兵，至今尚未進入倒計時階段。然而，正因為國企改革的難度大、不同尋常，因此，所取得的每一個階段性突破都來之不易，應倍加珍惜和肯定。在中國，基于中華傳統文化基因(比如中庸思想等)和現實國情而選擇的漸進改革模式，決定了國企改革是最具有“摸著石頭過河”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征的。牽制和約束的因素太多，任何過激的作法都可能無濟于事，甚至事與愿違。

由此，我們看到，困難重重的國企改革，在初期主要是以擴權讓利為主線，繼之是以雙軌條件下的企業經營承包制為主線。企業經營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國有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隨機干預，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進，從而在總體上促進了企業生產經營和政府財政收入有所好轉。但是，承包制在本質上還是一種擴權讓利，或者說是前一輪擴權讓利的自然延伸，在舊的計劃經濟框架未能根本變化的背景下，必然擺脫不了一系列無法擺脫的體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比如企業對政府的行政依附關系依然存在，在投資、資產處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還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無法進一步激發經營活力；由于獨立的法人財產權依然缺位，所謂“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責任，多為包盈不包虧，而且短期行為嚴重，缺少長期積累和永續競勝的動力……因此，即使先后采取了招標承包、風險抵押承包、完善承包指標等措施，也難以改變此項改革或此階段改革開始出現邊際效益逐步遞減的態勢(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改革本質上也是一種投資，因而也有邊際效益問題)。企業經營承包制何去何從？這便是歷史演進的自然叩問。

時代，呼喚著現代企業制度！

于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順勢而為，莊重決定將中國國企改革的目標確立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指出“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边@是在國企改革層面上對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緊密呼應，表明我們黨對國企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以及我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按照理論范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自有其一些基本特征，“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是一種至為簡潔的描述，具體要義可闡釋為：一是產權關系明確。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所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二是企業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照章納稅，對出資者承擔保值增值的責任；三是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即資產收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企業破產時，出資者只以投入企業的資本額對企業債務負有限責任；四是企業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營效益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預其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的應依法破產；五是建立科學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調節所有者、經營者和員工之間的關系，形成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經營機制。

從經濟學原理或一般理論形態轉化為廣泛的社會實踐，在中國這么一個特定的轉型期，沒有強大甚至超強的推進力度，顯然不行。為此，黨中央又從實際出發，運籌帷幄，適時部署，不僅在1997年相繼召開的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上，對前幾年推行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國企改革作了總結，進而強調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即后來業內人士簡稱的“三年兩大目標”)；而且，時隔兩年，又在1999年召開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專門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即《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確定了到2010年國企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目標和必須堅持的指導方針，其中既重申了要努力實現“三年兩大目標”，又再次強調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途徑，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從這兩個前所罕見的強有力的推進舉措中，我們不難推導出或想像到當時國企改革的總體格局有多復雜、尖銳、舉步維艱！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場攻堅戰，是一個非闖不可、也繞不過去的關口。打好這場攻堅戰，不僅關系到國企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

經過上下同心、持續整整10年的不懈努力，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的國企改革成效顯著，全國矚目的“三年兩大目標”基本實現。這一階段的國企改革，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覆蓋面最廣、動靜最大、形勢最嚴峻的一個階段，其風險和困難也都是最大的。挺過了這一階段，也就是挺過了我國國企改革最困難、最關鍵的一個時期，從而為下一階段轉入以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為方向的深化改革贏得了相對寬松的環境與條件。

那么，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是緣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闡述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問題的呢？

整整10年勵精圖治的改革探索，使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國企改革參與者們的共識和共同選擇。據有關資料，到黨的十六大召開之際，我國國有中小企業中有80%以上已完成改制。國務院確定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百戶試點企業和各地選擇的2700多戶試點企業中，絕大部分企業實行了公司制改造。另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截至2001年底，所調查的4371家國有重點企業中已有3332家實行了公司制改制，改制面達76%；其中大多數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步伐加快，法人治理結構日趨完善，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措施落到實處，科學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影響所及，傳遞或覆蓋到宏觀層面，一是整個國有經濟布局得到優化，整體素質及效益狀況明顯改善；二是整個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得到調整，不合理狀況明顯改變。同時，國企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也產生了“溢出效應”，帶動或促進了非公經濟發展，眾多民營企業紛紛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走規范化發展之路，進一步解放和培育了企業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這實際上也是我國國民經濟進入新世紀后具有更加穩健、快速發展后勁的重要微觀基礎。

但是，推行現代企業制度長達10年，為何一波三折，搞得這么吃力，很不輕松？除了“擺脫困境”這個事關國企生存狀態的硬任務交叉困擾、耗時耗力外，不可否認，執行和理解上的種種歧義，也制約著這項國企改革的大工程無法快速完成。這主要源自對“產權清晰”的不同認識。經濟學視野中的現代企業制度，其理論假定首先是產權結構的多元化。如果是傳統國有企業，其單一的國有產權安排原本是再“清晰”不過的。因此，除國家有特殊要求的一部分國有獨資企業外，對大多數國有企業而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意味著必須從單一的國有產權重組為多元產權結構，而在“抓大放小”中還意味著允許國有中小企業以出售、并購等方式轉化為其他產權形態。正是在產權結構的變革與重組中，才需要依據不同所有者(出資者)的不同產權給出“清晰”的界定。關鍵在于，一旦實現了產權結構多元化，國有企業本質上也就“背離”了原有的體制屬性，不再是傳統或經典意義上的國有企業了。而在當時，思想解放的程度與力度未必能夠就此層面完全達成共識。人們甚至在較長一個時期內，是寄希望于在國有體制包括國有產權體系不予觸動的前提下搞好一個個國企的。但是，這條路肯定走不通，卻又空抱幻想，這就必然影響到現代企業制度的徹底推進或快速推進，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與變形，比如在公司制改造中搖身一變弄出了不少“翻牌公司”。很顯然，在“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十六字訣中,“產權清晰”是最賦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意味或改革內蘊的，也是其根本所在、魅力所在。它直接決定著權責能否明確、政企能否分開、管理能否科學，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如果國有產權不能動，即使有改制甚至包裝上市等舉措，也很難說是真正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在“三年兩大目標”期間，一些國企融資上市，結果卻搞出個不倫不類的“股權分置”，實際上也反映出國有產權不可輕易流動、變更、重組等傳統意識或保守觀念還頗有市場和影響力，從而大大拖延或滯緩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乃至完善的步伐。

當相當多數的改制國企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方面很難徹底，同時還有不少連多少有些流于形式的改制也尚未啟動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它們在產權環節上羈絆甚多以致踟躕不前、無所作為。由此，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學術界、經濟界人士乃至決策層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不可能不做出更多的縝密反思與總結。比如，在“三年兩大目標”期間，先后通過債轉股、技改貼息、包裝上市、社會再就業工程等方式投入了兩萬多億的改革成本，而當時全國的經營性國有資產總量僅為五萬多億，但到頭來為何還是如時任總理朱镕基所指出的那樣“機制沒有根本轉換”，企業仍然難以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又如，倘若在國有產權上不能改革創新，是個“禁區”，那么何時能夠最終盤活國有資產、實現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教授早在1994年(即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第二年)就在香港《華南經濟新聞》撰文指出：“對于大陸來說，要把眾多的國有企業改革成為現代企業(如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很不容易。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建立構成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的現代產權制度，不根本改變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而試圖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很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只不過是掛公司招牌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本質并未根本改變，那就違背改革的初衷了?！睉斦f，這是擲地有聲、很有見地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時代，呼喚著現代產權制度！

于是，又一次集中黨內(而且不止是黨內)高度智慧的重大轉折點出現了！十六屆三中全會高屋建瓴、破風而立地做出決定，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痹谶@個框架下，又首次正式提出并闡釋了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問題，認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這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推動產權有序流轉。這些理論闡述，特別是所述“四個有利于”，指要精當、切中要害，一下子又讓亟待推動向前的國企改革豁然開朗、洞開天地。我們看到了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對于構建現代企業制度具有至關重要的基礎作用——而且，它不僅作用于國企改革的深化，還具有多義性，也作用于促進非公經濟發展和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作用于產權交易市場的培育，作用于法制建設的完善(比如《憲法》修改以及《物權法》出臺等)。它從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實際需要出發，其內涵之豐富，又大大突破國企改革領域，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與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相對接、相適應。也就是說，相對于國企改革，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更帶實質性；相對于整個體制改革，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又比現代企業制度更具深刻性，更接近或體現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

如果能夠按此方向堅定不移地加快步伐向前走，中國國企改革的全面告捷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從《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到《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華民族走過了國企改革乃至整個改革開放跨世紀征程的關鍵10年。這是風生水起的10年，也是撥云去霧、繼往開來的10年。這關鍵10年，往前可一直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往后又延展至另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以成立國資委為標志，著力探索科學有序的國資監管與運營之道)，而沉淀下來的留給我們的很多領悟則一定是彌足珍貴的。

領悟一：改革決策要確保指引正確。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如此大規模的疾風驟雨般的國企改革，是在相當缺乏現代市場經濟經驗的背景下進行的，變量太多，不確定性太大，因此，決策風險也很大，但又不能不決策，這就構成了對新時期執政能力的巨大挑戰。所幸的是，歷來有優良學習傳統和研究風尚的中國共產黨，在干中學，在實踐中追求足智多謀，不懼風險，沉穩定奪，總體上保持了良好的決策紀錄。這是非常值得可圈可點的。比如，從國企改革前15年的諸多探索到1993年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而到2003年提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這一系列的改革決策都具有很強的指引性，而且實踐證明其主導方向一直是正確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已有近60年執政經歷的中國共產黨，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烽火錘煉，更具有善于集中黨內外高度智慧的“智慧”了。這種“智慧”狀態，應當能給予全體人民對未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以更多的信心！

領悟二：改革調整要確保節奏得當。改革是一個歷史進程，其動態時局往往復雜多變，因此隨機調整很重要，也很正常。關鍵是必須反應靈敏，調整得當，特別要精心把握好節奏，甚至應追求節奏上的收放自如、臻于至善。這就像演奏一首進行曲，該快則快該慢則慢，該加快則加快該放慢則放慢，疾緩有度，方可悅耳。由此來看，所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提出，顯然是對初期或前期國企改革的一種方向性的調整，恰到好處；而所謂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提出，又是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攻堅克難、尋求更大突破的一種根本性的調整，恰逢時機。如果不適時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或者現代產權制度，出臺太早或拖延過久，都無助于國企改革的健康推進。這就必須充分考慮到在整個改革調整的節奏處理上要時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倍v觀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其運行節奏總體平穩得當，快中有慢，慢中有快，這也取決于決策層具有一種與社會公眾不斷適時達成新的“社會契約”的能力。也就是說，每一個重大調整措施的出臺，總是反映了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志。民主，不是滿足所有人的愿望；現代民主的范式往往是“聽所有人意見，跟部分人商量，由少數人決斷?！比魏胃母镎{整，都應是黨內外充分發揚民主的結果，也是決策層與社會公眾締結某種“社會契約”的結果。而當前國企改革在節奏把握上則應特別注意防范和排除拖延傾向，不應深陷“危機改革”怪圈太久。相反，恰恰要緊緊抓住當下社會經濟環境相對比較寬松的大好時機，以適當提速為宜，以免產生或加重社會公眾中已經有所露頭的改革疲勞癥、厭倦癥，這對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推進勢必造成梗塞和被動。有國外評論說，“在這個經濟時鐘加速的時代，在這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里，從思考到行動之間的時間依然是緩慢的”，這值得深思！

領悟三：改革創新要確保意蘊深刻。我國改革開放所選擇的漸進模式，不是中國的原創。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已經從貧窮和落后起步的大國、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義無反顧地匯入全球涌動的改革開放大潮后，就理應致力對當代人類多一些原創貢獻。而任何創新特別是原創貢獻，一定是以意蘊深刻為特征的。一味模仿，或浮皮潦草，或做表面文章等，不可能在改革創新方面有所作為或大有作為。因此，相對來說，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在國企改革攻堅突圍的意義上以及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意義上，都比此前的任何一個階段更為深刻，因而其創新色彩也更為強烈，盡管從理論溯源看仍不是中國首創。有了30年改革開放的堅實基礎，中華民族在下一步的改革創新方面是否能找到更加深刻的相關環節或突破口，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領域，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領域，均堪稱新的重大考驗，直接維系著民族復興的未來命運。

（轉載自國資網：http://www.sasacrc.com/showzt.asp?id=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