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李翔 如果你仍有興趣走入一家新華書店，你就很可能在這家蕭條的書店的墻壁上，看到眾多讀書的理由：從弗朗西斯·培根到魯迅，都在雄辯的說服世人，讀書具有怎樣的功用。但是顯然這種雄辯并不起作用，人們仍然匆匆而過，不翻動一頁書頁。

知識分子和書商們因此染上了懷鄉病，他們無比懷念中國的1980年代。那是一個知識和觀念的狂歡節，人們在書店門口排起了長隊，等待購買剛剛出版的巴爾扎克、狄更斯、讓·保羅·薩特和海德格爾。后來的人們驚訝地發現，一些晦澀難懂的作品和一些二流作家在那個時代竟然備受推崇。人們熱烈地辯論一些艱深的哲學觀念，談論小說并且寫小說。后來的知識分子稱那是一個啟蒙年代；某些文學評論家則說那是我們的 “文學大爆炸”時代。

美好的歲月去而不返。誰都知道，由稀缺造成的饑渴，進而產生的巨大需求是不可維系的。隨后執政者對發展經濟的鼓勵，以及人民對物質的極大渴求，讓經濟成為王道。比爾·克林頓競選的口號是：“傻瓜，經濟，只有經濟才是重要的”。而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欣喜地注視著自己的國家，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奇跡般的高速增長。

接下來，電視和互聯網都對閱讀形成了巨大沖擊。電視惟一對閱讀的幫助是它的讀書節目，但讀書節目都由于收視率原因而被取消；互聯網則在發展和助長著人們的非線性思維，在網絡上獲取信息的人們滿足于迅速的、不連貫的、彼此之間沒有因果關系的信息。

最近的好消息是，7月23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公布的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國民的閱讀率終于停止連續下跌。與此同時，中國的網絡文學已經產生了整整十年——當然，人們的網絡閱讀率在繼續大幅度增長。

但是媒體仍然難以抑制對人們不喜閱讀的失望。長久以來人們一直依靠書本閱讀來熟悉自身的文明和他者的文明，來學習，來度過難熬的休閑時光，來抵御外部的誘惑和內心的躁動。為什么竟然有某種事物能夠阻止人們這么去做？

經濟的增長會帶來反智的風氣嗎？顯然不是。經濟的增長只會讓人更加自由，它會帶給人更多的時間和錢。理論上，大部分喜歡閱讀的人都是更自由、更有時間、也有錢的人。沃倫·巴菲特和他的搭檔查理·芒格都是狂熱的閱讀者，但同時他們也都是世界上最會賺錢和最有錢的人。只有不當的鼓勵才會產生反智的風氣。會有某種言論鼓勵人們將發財致富和讀書看成二選一的事情，這種言論可能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或者出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維護穩定的需要——任何具有意識形態的狂熱和觀念的單一的社會，執政者都鼓勵一種反智的風氣。

新的科技手段會最終取代了書面閱讀嗎？當然不是。如果社會足夠開放，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會有足夠的自我校正能力。電視沒有讓閱讀消亡，因為在讓人們坐在客廳對著一個方盒子傻笑的同時，它也激發了人們對它的反抗，人們開始有意識地控制電視時間，讓位給閱讀?；ヂ摼W是下一個時間吞噬者。6月出版的《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是由尼古拉斯·卡爾撰寫的《Google會讓我們變蠢嗎》，這位重要的互聯網思想家想要探討互聯網對我們大腦起到的作用。尼古拉斯·卡爾是一位google的反對者嗎？不，他只是在提醒我們，除了互聯網，閱讀和獲取信息，還有更多選擇。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讀書，或者，更加直接的問題是，讀書有什么功用？這是真正殘酷的問題。作為文學教授的哈羅德·布盧姆哀嘆說：“我們正處在閱讀的最糟時代——我們正在敗退，并無疑地還將繼續敗退，這真讓人沮喪?！?

在他關于“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論述中，這位當世最重要的文學理論家也給出了一個殘酷而誠實的回答，那就是，它并無實際的作用，如果閱讀者真想得到實惠的好處的話，“深入經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者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者更有害”，“假如我們讀經典是為了形成社會的、政治的或個人的道德價值，我堅信大家都會變成自私和壓榨的怪物。為意識形態的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他的回答是，閱讀真正的功用在于，它能讓閱讀者感到一種快感，與此同時，它促進我們“自我”的生長。

如果它還沒有回答關于閱讀的功用的問題，請允許我再次通過引用來試圖回答它：“當毒藥在準備中的時候，蘇格拉底正在用長笛練習一首曲子?！@有什么用呢？’有人問他?！辽傥宜狼翱梢詫W會這首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