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廣州、深圳、東莞、佛山，數個千萬人口級特大城市，間以中山、惠州、番禺等實力強勁的縣（區），再加上虎門、開平、增城、厚街等各有特色的市鎮，構成了珠三角令人矚目的超大城市群。

長期以來，這是一個充滿著新興市場國家色彩的城市群：鱗次櫛比的城中村是低端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棲身之地，各特大城市郊區縣的成片廠房和與之毗鄰的簡陋住宅區是大批農民工安身立命的所在，還有那春節前后人如潮涌的火車站，入夜時分燈火通明匯聚著天南海北特色吃食的食街……從孟買到廣州，到墨西哥城，人們都能聞到類似的熱鬧嘈雜的氣息。

這種帶有強烈的自發和內生色彩的“孟買化”城市生長和經濟發展，充滿著民間原生的生機與活力，雖然缺乏規劃，但創意十足，順應著全球產業轉移的步伐和城市化進程的內在需求——城中村起到了原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的功能，同鄉介紹替代官方職介以零交易成本促進勞資關系的形成，血緣宗族紐帶基礎上的族群自我治理省卻了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

正是這些生氣勃勃的民間力量推動著珠三角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一路高歌猛進，披沓前行。如今，這一切正在改變。

在經歷了粗獷生長的發展歷程之后，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和經營者們突然發現他們正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經濟轉型要“騰籠”，城市經營要土地，居住證覆蓋范圍要擴大，這一切都給了他們 “去孟買化”的動力：低端產業要轉移，城中村要整治，低素質人口要清理，一切以“提升”之名。于是，媒體上開始充斥“騰籠換鳥”和“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的說辭，其理由也頗為充分，面對著環境承載力的極限，以前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

產業的移轉和勞動力的聚散，本來就有著自身的規律，面對這樣的時移勢易，任何群體都沒有權利去怨天尤人。讓人不安的是這一過程中行政之手的借力打力，以及一些地方官員按捺不住的趁機擺脫低素質人口負累的欣喜之情，雖然迫于輿情壓力，已有官員出面澄清“雙轉移”并非是要“趕人趕廠”。

1978到2008，三十年光陰，斗轉星移，那些長期在低工資、低福利、勞動環境欠安全條件下揮灑了一輪又一輪青春的農民工們，突然發現這樣一塊曾經那么熟悉的被他們視作“第二故鄉”的土地，開始變得日益陌生和疏離，耳邊一遍遍響起的“騰籠換鳥”和“雙轉移”在一次次暗示——他們和其所從事的產業一樣，已經成了不合時宜的存在，“留下”還是“離去”，正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而將那些奉獻經年而從未享受過社會安全網覆蓋、去家離鄉多年而又與當地社區共同生長的打工群體連根拔起，會對他們的生活形態和當地的社會生態造成何樣的戕害，似乎較少在為政者的考慮之中。

撇開轉型正義和轉軌成本之類高深玄遠的義理不談，這種過多人為力量的社會經濟轉變進程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也令人生疑——騰籠是否就能換鳥，革舊是否就能迎新？

如今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們紛紛提出建立文化創意產業，打造金融服務中心等目標，一些縣級市鎮甚至也提出了打造東南亞休閑娛樂中心的口號，這些有多少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有多少是一廂情愿，尚未可知。

多年以前，簡·雅各布斯就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提醒人們，那些老房子們更能支撐創意文化的生成，原因很簡單，一個過新的城市租金成本太高，而從社會生態學角度而言，也不若新舊相間的城市更有人氣感。

目前有一點趨勢已露端倪，那就是新的各種“中心”尚在建設中，而原有的暢旺人氣卻因此前的社會生態的急劇轉變而消散殆盡，對于城市經營者們來說，這恐非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