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丁學良/文 如果問個問題：1949年以后的中國，哪一個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頻繁的？只要靜下心來稍微想想，就會答道：是“人民”。

“人民”這個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無所不在。人民鐵路、人民醫院、人民郵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檢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審判員、人民武裝部、人民大會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人民公社（現在沒有了）。所有國家一級的重要報刊雜志，幾乎鐵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文學、人民戲劇，人民畫報、人民音樂。

更重要的還有：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人民解放軍（或人民軍隊）、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國。

雖然從最高層到最基層，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體育，幾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機構，都用“人民”這兩個字做前綴，然而，相當長的時間里，“人民”往往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個具體的存在。

而 “人民”一旦成為抽象的而非具體的存在時，就會導致很多的政治惡果。一個政策是好是壞，效果是良還是惡，衡量的標準如果不是具體的人，哪怕那個政策再荒謬、再瘋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體人的利益作為衡量標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總會找到“正當”的大道理為其辯護。

隨便舉幾個例子就會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發生爭執。赫認為原子彈改變了戰爭的性質，一打起核戰爭，不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整個世界也許都會毀滅，哪里還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蘇聯不能與美國發生核沖突，要和平共處。毛澤東批評赫右傾，說我就不信打核戰爭全世界27億人會死絕，我估計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點，“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一定還要多?！?958年9月，毛澤東表示蘇聯應派導彈部隊到中國來，不怕美國用核武器攻擊。毛再次強調：“為了最后勝利，滅掉帝國主義，我們愿意承擔第一個打擊，無非是死一大堆人”（楊奎松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問問那些具體的中國人民，你們家一半的人要為“世界共產主義”的勝利被原子彈炸死，你們愿意不愿意？我不認為會有一半的中國人舉雙手擁護。

此后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發動的1959-1961年大躍進運動，“一大堆人”（學術界推算在2600-4000萬人之間）餓死，創下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上最大的饑荒死亡記錄。這期間劉少奇等人為緩解空前饑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調、少征糧的“糾左”調整，毛澤東極為不滿，責備劉：“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劉回答：“人相食，要上書的！”（《王光美談話紀錄》）。意思是這三年饑荒導致 “人相食”，以后中國的史書不會不記下的。

1978年底發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發點開始扭轉，轉到具體的人民身上。當然，這個漫長的過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即不應再以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應以具體的實踐效果去檢驗政策的好壞。多年以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哲學命題，變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話。鄧小平提的“三個有利于”中，一個“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這就是把“人民”逐漸具體化了。

“人民”從抽象變得具體，有很多衡量的指標，最基本的可以歸納成兩條。第一，“人民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即人民對政府能參與和監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幣”與人民的關系，即人民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能得到多少實惠？

中國改革的早期，領導人扭轉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順 “人民”和“人民幣”的關系，使具體的中國人民能享受到經濟實惠。比如，中國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變成具體的人民。這之前的“人民公社”，雖然在紙面上優越無比，但鬧得人民常常沒飯吃，那就不應該再搞這玩意了。此后幾年里，中國的城市也允許沒有工作的人做個體戶掙點錢，這在之前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具體的中國人餓死是小事，“主義”正確與否才是頭等大事。

1983年，胡耀邦等人試圖在理論高度把具體的中國人民置于施政的出發點。4月13日，中國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舉行大會，歷經“文革”劫難的周揚做主題發言。周揚提出，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搞社會主義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個人活得有尊嚴、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步步改善、個人的價值得以提升，那社會主義有什么意義？他大聲呼吁，社會主義要以人為本，要講人性和人道主義。周揚那一代從自身經歷中痛感，如果中國的體制不以人為本，不尊重人性和人道，那什么可怕的惡行都會發生。確實也是如此，“文革”中受害者超過一億，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都不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所保護，被折磨而死。

現在又是25年過去了，當今的中國政府肯定了“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這是一個顯著進步?？陀^地講，中國人民大概是全世界最能體諒政府的人民之一。中國的執政者只要對具體的中國人民好一點點，具體的中國人民都會真心感激。這次四川大地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為死難的普通的中國人民降國旗，中國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如果按照昔日時代的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怎么可以為四川七萬多人降旗呢？七萬多具體的中國人不等于“中國人民”！

所以我講，中國過去30年的改變，最為核心的就是，在這個叫作“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里，“人民”正變得越來越具體，也即人民的實際利益變得越來越重要。

對此，我的感想則是：過去中國30年的改良，在理順“人民政府”與“人民”的關系，以及“人民”和“人民幣”的關系上取得了大的進步，即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給中國人民以具體的實惠，當做主要的施政目標之一，亦是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支柱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在制定和落實政策時，如果忘記了具體的中國人民，偏離具體的人民的實在利益，就會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