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波/文 剛剛在日本結束的G8會議再一次表明，這個全球領袖參加的高峰會議仍在延續它一貫蒼白空洞的風格。

三年前，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想在蘇格蘭的“鷹谷”展示他對非洲苦痛的同情以及他對流行歌手們呼吁的響應，但恐怖分子卻利用他搭建的舞臺，以在倫敦制造的大爆炸展示了他們濫殺無辜的強大能力——由于會議本身的沉悶，那是當時人們留下的最深印象。兩年前，初次舉辦G8的俄羅斯把能源安全設定為會議的主題，但事到臨頭，各大國卻忙于在調停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戰爭一事上討價還價。一年前，在德國的海利根達姆峰會上，各國領導人彈著全球經濟形勢良好、世界各地發展更為均衡的老調，一個月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破裂，它所引起的驚恐直到今天仍籠罩在歐美人的心頭。有了這樣的記錄，也許人們從一開始就未對洞爺湖會議抱以很大的期望，雖然如此，此次會議展示的喧鬧與無序仍然令人吃驚。

何不吃蛋糕？

南非總統姆貝基定然會為參加如此高規格的要人聚會感到榮幸，他所期待的也許是禮貌性的、無關痛癢的寒暄，但到了日本后他才大吃一驚，發現手中握著的不是一場歡宴的邀請函，而更像是道德法庭的傳票——美國總統布什、德國總理默克爾、加拿大總理哈珀指責他過于縱容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他則辯解道，強大的外部壓力會導致他的這個鄰國陷入內亂，但對方根本不重視他的發言。英國首相布朗愁眉苦臉，國內媒體正以描繪他肥碩臃腫的身軀和禿鷲啄食他尸體的場景為樂——禿鷲代表那些等他下臺之后爭奪權力的官員——并拿他被安排在宴席最邊上坐位的細節大做文章。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仍要在前總統普京的注視和看護下經歷“成長”的煩惱，并忍受歐洲人對自己的種種揣度——這個42歲年輕人會不會是個比前任溫和的“好沙皇”？

喜歡標新立異的法國總統薩科齊，還在為法國剛剛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愛爾蘭便將《里斯本條約》否決一事悶悶不樂，并把火氣撒在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身上。丑聞纏身的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不但聽說羅馬爆發了反對他的游行，而且發現在白宮散發的一份傳單里，他被描繪為“在一個以政府腐敗、丑惡聞名的國家歷史上最具爭議的領導人之一”——那是白宮從一份名人百科全書里抄過來的，這樣的蠢事白宮似乎做過不少。

曾被當做撒切爾夫人翻版的默克爾，如今果然與繼承里根衣缽的布什漸行漸近，但這位物理學家出身的刻板女性，似乎也染上了布什不嚴謹的毛病——她一面聲言糧食危機的緊迫性，一面指責歐盟主席巴羅佐不該擅做主張地決定給予窮國十億歐元的饋贈。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為趕來參會坐了17個小時的飛機，卻只發表了6分鐘的講話。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小心翼翼地接待來自各國的貴客，卻被抗議人士責問道，為什么本次會議的花費是海利根達姆會議的3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似乎樂意與各國領導人共同會談，卻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沒有與他們坐在一起共享晚宴。

所有人都對那位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元首恭恭敬敬，但私下里又揣摩著麥凱恩或者奧巴馬的最新動向，盤算著在半年多之后如何與這二人之一打交道。而布什則一邊派遣國務卿賴斯前往東歐催辦部署導彈防御體系的事宜，一邊以他特有的幽默風格稱贊梅德韋杰夫是個“聰明的家伙”。只不過這次布什沒有像初遇普京時那樣，說自己直視普京的眼睛，感受到了他的靈魂。也許是因為他曾看到過《紐約客》記者雷姆尼克的提醒——那樣說會讓多數俄羅斯人覺得滑稽之極。

日本廚師為與會者奉獻的八道佳肴，也引來一場公關危機：聯合國官員已經指出，世界上發生了一場“饑餓海嘯”，而這些領導人先是義正詞嚴地呼吁本國民眾要為忍饑挨餓的窮人著想，節省食物，然后又自己放開肚皮猛吃一通。一家英國媒體甚至將此事比作路易十六的王后安東瓦奈特在法國大革命中的言行。當年王后曾從凡爾賽宮的窗口望出去，看到沒有面包吃的百姓，疑惑他們為何不吃蛋糕。

這樣的類比未免有些過頭，但樂施會官員的批評則更為有根有據：會議花費的5.65億美元足以為遭受瘧疾之苦的非洲人提供一億條蚊帳，并為400萬人支付一年的艾滋病治療費。有什么必要用這筆錢來請各國領導人飛到北海道，花3天的時間來討論一份已經大體上擬定好的最后公告，還要大舉出動驅逐艦和特種部隊，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呢？——何況除了一些空泛的承諾，那份公告基本沒有多少實質內容。

又見朗布依埃

世界各國領袖在洞爺湖表現出來的自私、自滿與短視，與聯合國、媒體與公民組織告訴我們的世界形勢形成強烈反差?！熬G色和平組織”已發出它慣常的凄婉呼吁，要求在100天里拯救地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美國次債危機將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自 “大蕭條”以來最大的沖擊；《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美國房價的下滑速度要快于“大蕭條”時期；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發表新文 《豐饒年代的饑饉》，在就全球饑餓發出警示的同時，順帶表達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不滿?？梢酝茰y，這個標題一定會激發世界各地反資本主義人士的爭相轉載——雖說通常會曲解他的本意。在是降息刺激經濟還是加息抑制通脹這個基本問題上，美聯儲和歐洲央行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但似乎都有道理?；煦绮欢ǖ慕洕蝿萘钊寺撓肫?973年，而正是那一年為今天G8的出現提供了布景。

那一年，美軍剛從越南完全撤出，曾令長發青年拼死相抗的征兵制被廢除，日漸遇到質疑的“水門丑聞”還未完全暴露，剛與中國實現和解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主要思考的是如何對付蘇聯。但事實證明，美國以及西方遭遇的嚴峻挑戰來自世界一個原本無足輕重的角落——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決定不依靠蘇聯，單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與以色列的糾紛，那也是他們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嘗試。作為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報復，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實施石油禁運，于是13年前成立的組織“歐佩克”，第一次展示它駭人的威力。

到了1974年年底，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便在一篇社論里以悲傷的語調宣布，從1948年到1973年西方偉大的戰后繁榮時期終于完結了——直到現在，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還哀嘆說，美國普通大眾的實際收入自那一年開始，就始終只有可疑的增長。與《經濟學人》一向的風格相同，那篇社論顯然是后見之明，不過該文描繪的大規模失業、各民主國家社會結構土崩瓦解的駭人圖景，事后證明過于悲觀。但顯而易見，當今的境況與20世紀70年代初的相似之處，絕不僅是油價上漲一點。

1973年在法國，經濟學家讓·富拉斯蒂耶所稱的“光榮的三十年”也結束了。那一年當上總統的德斯坦，面對的是經濟困境、支持率下滑的局面，同時密特朗和希拉克這兩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也在挑戰他的權威。他于是年邀請美國、西德、日本、英國、意大利的政府首腦來到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城堡會面。這一形式延續了下來，直到今天的G8。但貫穿始終的是這種會議的低效——當年在城堡里圓桌邊坐下的6人，討論的便是受石油危機損傷的世界經濟，但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而油價的高漲直到1986年都未退潮。這一會議在當年的無能為力，與它在今天的無能為力一脈相承。

從朗布依埃開始的大國峰會不斷增添新成員，而現在主流媒體仍在不厭其煩地討論中國、巴西、印度等國加入G8的前景。畢竟這個精英俱樂部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而游離于它之外的力量則愈加強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雖然擴容的提議得到了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的支持，中國加入G8的好處取決于G8會談本身的有效性，如果它一直是一種清談、一種吸引全球注意力的方式，而不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途徑，那么中國的參與就沒有意義。而且更大的組織可能意味著更多的官僚作風和夸夸其談：一個G16可能會比G8更空洞，要保持領導人之間的私人友誼卻會付出更高的成本。

奧爾的理想

本世紀開始以來，全球經濟的良好狀態曾令發展問題成為G8的重要主題，而目前美國的信貸危機和糧價上漲則轉移了對減貧的注意力。八國在“鷹谷”承諾到2010年將全球援助提高500億歐元，將對非洲的援助提高250億歐元，而現在這個任務只完成了14％。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由于糧價的上升，1.05億人可能跌回到貧困線以下。而此時，要將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雄心勃勃的聯合國 “千年發展目標”，履行期只剩下了一半時間。所以說，來自世界各地的抗議者解散G8的呼吁也許有些過激，但并非毫無根據，G8及其他全球治理機構的工作繼續停滯不前，只會增加反全球化分子的聲威和信譽。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世界上的主宰性力量，我們有特殊的義務。除了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之外，我們必須發揮領頭作用，保護人類的共同利益?！笔菃讨巍げ际苍谡f話嗎？顯然不是，是喬治·索羅斯。這使人感受到久違了的美國威爾遜式的世界主義理想，而在索羅斯說這番話時，世界上大多數人看問題的角度仍然囿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包括G8峰會上出現的各位領導人。而各國的民眾似乎是搖擺不定的：非洲的苦難可以是真正的苦難，也可以是肥皂劇間歇帶給人短暫沉重感的新聞故事。在經濟轉向低迷時，西方的政治家可能更愿意將預算開支撒向投票的選民，尤其是享受農業補貼的農民，而不是用于援助遙遠異國饑饉的兒童。

然而，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已經跨越了民族的邊界，在環繞全球的鏈條上快速傳導。食物和能源價格上漲不僅給非洲的窮國帶來饑餓，而且抬升中國農民購買化肥的成本，并擠癟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荷包。這些問題需要全球性的應對，但我們的領袖們雖然會說共同的語言或者擁有高水平的翻譯，卻仍像那些修建 “巴別塔”的先民一樣吵吵鬧鬧，毫無成果。今天各國的國內生活都已與外部世界不可分離地糾結在一起，如果人們不能完全理解這一相互依存的狀況及其長期的影響，世界或許會滑向一場重大的危機。

但這個世界依然構建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之上，如果國際舞臺上的關鍵角色，即各個主要大國不愿行動或者無力行動，我們依然不能依靠全球治理結構的改善而獲得進步?；蛟S出路應該是擴大G8等全球治理機構的參與方，像2000年創建的“聯合國全球盟約”組織一樣，將公司、聯合國機構、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在一起，制定并推動普世的環境和社會準則。但這需要一種全球性的公民社會，向世界各國的政府施加壓力，包括勇敢地對那些一向藐視公民輿論的政府施壓。

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第一任總干事英國人約翰·奧爾博士在194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說：“我們如今在物理上、政治上和經濟上是一個世界，各國是如此的相互依賴，使得各國不再可能擁有絕對的國家主權。不論其實現在有多么的困難，某種形式的全球政府，輔以人人認同的國際法和執行法律的方式，將是不可避免的?！苯裉?，面對這場蒼白的G8會議，我們會對奧爾將近60年前的樂觀感到無比震驚。但那不僅是樂觀，那也是劫后余生者對機遇的珍惜。它在當年顯得理所當然，在今天卻似乎與這個泛濫著自私與褊狹的世界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