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菲利普斯曲線”說明，高增長一般都會伴隨高通脹，而2003至2006年中國一直是高增長低通脹，出現這種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王建：中國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深入到產權改革階段后，在經濟增長中極大地釋放了改革效率，顯著地改變了分配關系，導致社會收入流向少數財富階層，形成了強大的資本積累機制，為投資提供了來源，不僅可以滿足國內投資需求，還有剩余產品可供出口。但同時由于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消費需求受到抑制，社會總供求從短缺向過剩轉變，壓抑了物價上漲，形成了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

《投資者報》：從2007年開始，通脹率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王建：是食品短缺和輸入型通脹所致。第一，前兩年消費率持續下降，說明分配關系仍壓抑著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第二，雖然中央出臺了大量扶持農業的政策，農業生產也出現了連年豐收，但糧食總產量仍低于9年前的水平，人口卻增加了7300萬，人均食品消費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拉開了食品供求差距，導致食品漲價成為消費品漲價的主因。第三，2006年以來國際石油、鐵礦石等價格上漲愈加猛烈，隨著美國次債危機爆發，國際熱錢從金融市場大量涌向大宗商品市場，導致國際初級產品與原材料市場價格全面上漲，從而對我國這種加工出口產品導向的經濟，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升力量。

《投資者報》：有人把中國出現的滯脹苗頭與美國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相類比，并提出應用美國當年的辦法解決滯脹，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王建：我不贊成這種說法。美國當年產生“滯”的原因與中國目前情況類似，即由于分配矛盾產生了嚴重生產過剩，導致最終需求嚴重不足與經濟增長停滯；“脹”是由于采取宏觀擴張政策。

同時，美國資產泡沫的崩潰導致國際投資資本大量向商品期貨市場轉移，從而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輸入型通脹，這也是貨幣緊縮政策不能改變的。

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脹”的動力來自成本推動，而非過多的貨幣需求拉動。在中長期內，人口會增加，耕地面臨減少，而宏觀緊縮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減少人口，所以是無效的。

《投資者報》：宏觀調控方針需要根據增長與通脹格局的轉變進行調整，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王建：最大的挑戰是對高增長高通脹轉向低增長高通脹的拐點發生誤判。

通脹的發展使主要經濟指標的名義增長率被物價上漲支撐。當實際需求水平下降，名義需求增長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從而形成需求增長率很高的假象。

人們沒有看出經濟增長的軌跡正在向滯脹格局轉變，從而把由高通脹支撐的名義需求高增長誤判為經濟仍處在高增長階段，由此耽誤了宏觀調控方針從緊到松的寶貴轉軌時機，甚至為了防止已經不存在的經濟過熱，仍實施力度更大的宏觀緊縮。

經濟增長格局會走到從高增長高通脹轉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拐點，其原因是內生的。所謂“內生”是指，由投資周期結束和外部國際經濟衰退等原因所導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動進行的宏觀緊縮所導致的需求水平下降。當已經出現內生性經濟減速趨勢時，仍把調控物價放在首位，實施宏觀緊縮，其結果是使經濟增長加速進入滯脹格局。

《投資者報》：在目前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下，中國宏觀調控應如何應對可能發生的滯脹？

王建：中國目前的問題，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如說是宏觀調控的問題。目前貨幣供給在滿足由成本推動型通脹構成的貨幣需求后，極大壓縮了實際經濟增長形成的貨幣需求。如果繼續緊縮貨幣，會加快滯脹的發展速度。

首先，要把保增長放在首位。如果為了穩定物價而犧牲經濟增長，導致居民收入增長顯著低于通脹率，其結果是居民實際消費水平下降，不利于社會穩定。

其次，各國通脹率的發展是各國商品和資產相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保持穩定，甚至有所升值，則中國通脹的發展就是中國的商品和資產對其他國家的升值，尤其對資產價格來說，這是一件好事。

在通脹過程中，只要人民幣不貶值，中國就不必擔心外資流出導致的經濟增長劇烈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