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聽我非常道》主持人、北京遠景東方影視傳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財富中國》制片人

嘉賓：

樊剛  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邵楠  非常觀察員

李南：美元為什么會持續貶值呢？

樊綱：美元正在不斷往下走低，這是由美元制度來決定的，是在波動當中不斷貶值。

美元為什么會不斷貶值，首先是因為美元變成了一種國際標準貨幣。之前是以英鎊為中心貨幣，可是英鎊與黃金掛鉤，是金本位貨幣體系，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制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

但一開始仍然是金本位，美元不是本位貨幣，是中心貨幣，也就是說其他國家的貨幣可以與美元掛鉤，可以不用持有黃金，但是美元要跟黃金掛鉤，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這是當時的固定匯率。其他幣種與美元確定基本固定匯率，但是美元一旦獲得中心貨幣地位，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多發貨幣，多到其他國家要用持有的美元兌換黃金，美國兌換不起。

李南：是不是刺激美元越來越多了？

樊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世界宣布，美元不兌換黃金了。也就是說之前35美元可以兌換一盎司黃金的，但是按照當天市場價格，卻要280美元換一盎司。這相當于宣布黃金不再是貨幣，金本位從此消失，從此美元就成了本位貨幣，都要以美元為基礎。

李南：難道不能抑制美元的發行？

樊綱：理論上說，各國政府都有約束條件，約束條件就是各國的通貨膨脹，各國政府都在印鈔票，多發了，一定是通貨膨脹，使得社會動蕩，經濟下滑。美國政府也有這個約束，也要防止通貨膨脹，但這個情況跟中國不一樣，發人民幣只能在中國用，因此通貨膨脹只能在中國發生，不會擴散到其他國家去。

美元是通用貨幣，即使是通貨膨脹，也會將金融風險擴散到全世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它自己感覺不到那種風險，并且風險被稀釋了，被分散到了世界各國，由我們共同來分擔。中國有那么多外匯儲備，其實是分擔了美國的流動性過剩的風險。

李南：美國不會永遠沒有感覺吧？

樊綱：早晚會有感覺，感覺就是一次一次的危機，包括次貸危機，但是它會擴散，而且很多風險是由別人分擔，這就導致了一種傾向，就是美元越發越多，從長期趨勢來講，自然就不斷貶值，之后是哪個國家發展得快，美元就先與它貶值。

李南：為什么？

樊綱：因為發展得快，與美國貿易差異就大，國際收支不平衡。那時候德國增長得快，美元先與馬克貶值，日本增長得快，跟著日元貶值，現在中國增長快，于是輪到中國。

李南：怎么就改不了呢？

樊綱：改制度需要成本，制定一個新制度也是有成本、有代價的。

文化相近，認同感相近，就是互相的信任感，而且最后都執行統一的財政紀律，這件事在全世界要實行，太難了。

但是當制度有問題時，現實經濟的關系發展會做出一些調整，那么各國也會做出自己特殊的一些反應，現在已經具有了事實上改變這種體系的一種趨勢和機會。

李南：什么樣的機會？

樊綱：比如說歐元形成，歐洲人當年發行歐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美元發貨幣會產生各種問題，歐洲人心里不踏實，有了歐元可以不再用美元結算，歐洲80%的內部貿易，是用歐元進行的。

李南：假如說現在美聯儲不降息，改成升息，是不是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壓力減緩了呢？

樊綱：當然有這個可能，就其他條件給定的話，美元減緩貶值的趨勢，對中國的壓力就會減緩。但現在世界上，實際還有另外一種趨勢，就是次貸危機還沒有結束。

李南：是不是有更大的風險？

樊綱：現在國際上，一些沒有受到次貸危機影響的資金，也要找出路，但是西方金融市場，現在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投資場所，因此它還在尋找其他的投資機會，這時候所謂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增長比較快的中國、印度這些國家的資本市場，吸引力更大。所以盡管美聯儲降息，對我們流動性的壓力會減少，但是資本流入的加大，仍然可能發生。

邵楠：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對于企業來說，一方面要面對流動性問題，因為在中國，融資渠道有限，很多時候是依靠銀行，然而現在不斷提高的準備金率，銀行的流動性也出現問題了。另外一方面，新勞動法實施以后，整個勞動力成本上升，然后美國整個消費需求下降，美國進口需求減少，導致中國企業非常困難。

樊綱：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了，現在是兩難，一方面流動性加大，另一方面，自己又面臨對經濟增長有影響的一些因素。但是總的來說，我們畢竟還是有這么大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下降了，是好的趨勢，但是今年即使下降10%，仍然會有2500億左右的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仍然是7%~8%這個規模，所以說在這種壓力下，從國際收支平衡來講，人民幣仍然有升值壓力，美元加速貶值，這是導致人民幣加速升值的因素。因為去年在一定程度上要趕上美國貶值的速度，以保證對歐元不貶值。但實際上是對歐元還是貶值了，本來應該是升值的。其實升值不升值是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確實有我們的因素，自己要做這方面調整，另外一方面是美元因素，美元加速貶值，一定導致我們升值的壓力加大。

李南：有人建議說人民幣升值應該一步到位，你們是怎樣認為的？

邵楠：可以把它稱之為陣痛療法，好像在80年代的時候是1比5，我覺得可以減少中間的很多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是很痛苦的，是以很多企業的犧牲為代價，很多出口依賴型的企業會倒閉。

樊綱：這樣企業就出局了，但是如果一個小步一個空間，企業還有調整的機會。另外就是中國的金融體系，還是比較脆弱的，我們經不住大波動，大的波動之間會有大投機，那就出大事。如果真有那一天，面對國際游資，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應對？

總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造成了全球經濟的失衡，而卻要最窮的那部分人來承擔調整的責任，這是不公平的。

美國貨幣增發的寬松貨幣政策，因為房地產危機，造成了嚴重危機泡沫，現在調整產生另外一種結果，不是它主動調整的。這些年中國應該說做了很多主動調整，出口受到影響，這是中國主動調整的結果，是人民幣升值了將近20%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