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從泰國開始的金融風暴，在6個月的時間內席卷東亞廣大地區，成為戰后本地區最嚴重的一次危機。雖然我國至今還沒有受到這場危機的直接沖擊，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將是十分深遠的。加之我國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結構與本地區許多國家有著不少相似之處，因而我們必須認真研究有關情況，主動汲取教訓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的問題在中國重演。

泡沫經濟破滅的必然性

經濟氣泡的生成，即某些資產的市價脫離它們的基礎要素而虛升，是市場經濟中常有的現象。然而，氣泡的極度膨脹，即虛擬財富的無限增殖，卻必然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所以自從人類社會進入市場經濟以來，氣泡勃然興起和忽焉破滅的悲喜劇可謂史不絕書。
最早的氣泡事件是17世紀30年代的荷蘭“郁金香瘋狂”，接著是1720年在英法兩國同時發生的“南海氣泡”和“密西西比氣泡”。本世紀上半期最有名的氣泡事件是1929年的紐約股市大崩盤，這次崩盤導致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深陷其中的30年代大危機。戰后時期，80年代中期美國儲蓄與信貸行業的崩潰、1987年“黑色星期一”紐約股市崩盤、1990年日本氣泡破滅等等更是連綿不絕。
由于各次氣泡膨脹的程度有所不同，政府的事后處置也有當否之分，危機的強度和表現形式也就有了很大的差異。但是事件發生的基本軌跡大體相同。首先，在危機爆發以前，某些資產（在近代通常是金融資產或房地產）的價格虛升，遠遠超過了它們的基礎價值。當17世紀30年代“郁金香瘋狂”到了極點時，賣掉一個“名貴品種”的郁金香球莖可以買進一座位于阿姆斯特丹運河沿岸的住宅。本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氣泡經濟的極盛時代，東京房地產的市價總額足以用來收購兩個美國。但是，氣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脹下去的。當這些虛擬資產的價格被哄抬到某一高度時，必然發生行情的逆轉，導致危機的爆發。當危機發生時，持有虛擬資產的人們恐慌拋售，于是價格一落千丈。1990年日本氣泡經濟破滅后股價跌落62％，房地產價格跌落70％，在氣泡吹起時曾經大量貸出資金的銀行的不良資產總額高達8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政府的全年預算收入。
這次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也同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危機爆發前很久，各國的貨幣系統（或稱金融系統）早已與實質系統（即生產系統）嚴重脫節：實質經擠的效率下降，而各種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市價卻虛升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水平。危機的爆發只不過表明二者之間聯系的完全斷裂。
首先，從實質系統看。戰后日本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曾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著，“四小龍”等以“雁行方式”相繼跟進。連作為第三梯隊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也有一飛沖天之勢。這些國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對石油化工、汽車工業和電子工業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建設巨型工廠，希望使自己成為制造業強國和出口大國。然而這種政府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普遍存在投資過度、產業結構不良、企業經營不善、效率提高很慢等缺陷。雖然國內生產總值和出口增長速度都很高，但這種數量增長主要是靠大量投入生產要素，首先是投資取得的，難于長期支撐下去。這方面的問題雖經專家指出，但是沒有引起有關當局的注意。到了1996年，馬來西亞等過去增長和出口情況一直良好的國家開始出現了生產過剩、出口停滯、外貿逆差擴大、國際收支狀況惡化等明顯的問題征兆。表面上依然紅火的金融市場與正在不斷削弱的基本面日益脫節，潛在因素便迅速積累起來。
其次，從貨幣系統看，過去一二十年，東亞各國采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并大規模舉債來支持雄心勃勃發展計劃，將大量資金投入到“賺快錢”的項目，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投入所謂“資本經營”，在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進行投機炒作。加之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始終沒有采取有效措施解決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使國內投資意愿蕭索，于是大量的資金流出國外，其中貸給東亞其他國家的銀行和企業的估計就達2000億美元。在巨額貨幣投入支撐下的投機炒作使股票、債券、房地產市價脫離基本面而飚升，經濟氣泡逐漸生成。
正如每一次金融危機到來前的情況一樣，當經濟氣泡被吹起時，由各種虛擬財富形成的財源滾滾而來，使人們產生出一種幻覺，以為本國經濟已進入危機絕跡、衰退不再的時代。也有的人明知氣泡終究會破滅，但總以為自己可以在崩盤前的最后一刻帶著從牛市中賺得的大筆財富全身而出。然而就在這時，具有極大內部張力的經濟氣泡由于某個局部性的裂痕無法彌合而導致整個系統的突然崩潰，并且迅速波及鄰近國家和地區。
1997年早些時候，一些國家已經出現大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國家外匯儲備消耗殆盡等危險征象。氣泡最先爆炸的則是泰國。 1997年7月2日，泰國政府在幾個月捍衛搖搖欲墜的泰銖的努力失敗以后，用浮動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制。當天泰銖就貶值20％，然后一路下跌，并且影響到本地區的其他貨幣：馬來西亞林吉特、印尼盾、新加坡元和菲律賓比索等。臺灣的新臺市在10月17日主動貶值，港市受到了更大的壓力。10月22日，香港行政當局為捍衛港元而提高利率，結果引起股市狂跌，波及世界各大資本市場，紐約的道?瓊斯股指狂跌552點，創一日內跌幅歷史最高紀錄。幸好由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近年來一貫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抑制股市過熱，股市的泡沫成分不大，因而美國股市未受到重創，不久即告回升；日本卻因患有嚴重的泡沫經濟后遺癥而股市狂跌，日元急挫，金融企業破產頻頻出現。
接著，風暴的中心轉向新近加入富國俱樂部OECD的世界第11大經濟強國韓國。1997年早些時候韓國已經有5家大財團破產。11月，多數大財團也由于無力清償高達上千億美元的短期債務而瀕臨破產的邊沿，全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商業銀行提供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貸款進行緊急救助，才算穩住了局面。
7個月來的亞洲金融風暴，已經給本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據摩根斯坦利投資銀行統計，在從1997年7月2日到12月31日的短短半年中，香港、韓國、印尼和泰國股市的市值就損失了2010億美元之多。這使得一大批投資者的億萬財富變成了鏡花水月，有些夕日的豪門富賈甚至變得一文不名，而許多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工商企業則陷于深重的債務危機。

亞洲全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及其對策選擇

東亞金融危機對1998年我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主要是對我國對外貿易和對海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壓力。
東亞國家和地區貨幣深度貶值，而港元和人民幣非但未貶值反而略有升值，使我國成為東亞地區商品價格的“高原地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商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從我們的調研中已經可以看到，相對匯率的變動導致一些來自東南亞國家的訂貨解約，估計這種情況還會進一步增多。此外，中國對東南亞以外國家的出口競爭力也遭到削弱。而日本經濟復蘇的遲滯，占中國出口比重達17．5％的日本市場的萎靡不振，也將使中國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制約。
現在不少企業將保持出口增長勢頭的希望寄托在匯率調整上，強烈要求人民幣匯率在近期內大幅度貶值。我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匯率是一個關系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全局的重要變量，也是涉及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的一個大問題，不能僅僅根據降低出口成本的單方面要求來決定。首先，目前港元處于易受沖擊的地位，如果人民幣貶值，港元便很難繼續堅守。其次，人民幣貶值將使處于困境之中的東南亞各國雪上加霜。第三，美國98年度的外貿赤字將因東亞一些國家的貨幣貶值而急劇增加，倘若中國加入貨幣貶值行列，將使美國國內市場受到更大的壓力，經過美國國內政治的折射，必將加劇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乃至外交摩擦。最后，人民幣貶值將會引發各國貨幣之間的競爭性貶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s），弄得不好，甚至會出現30年代大危機時那種各國竟相降價的狀況，使國際經濟體系陷于崩潰。因此，我國政府經鄭重考慮作出的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揚，被認為是對亞洲和世界金融穩定做出的積極貢獻。
除此之外，我國已經實現經常賬戶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的變動歸根結底取決于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目前，我國經常項目下有較大盈余，還有大量外資進入（盡管其中確有一部分隨時可以逃走的“熱錢”），國家外匯儲備每年凈增數百億美元。在外匯收支狀況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即使政府作出人民幣貶值的決定，恐怕也很難加以實施。
但是，目前我國的經濟活動總量對于出口的依存度相當高，人民幣不實行貶值會給我國外貿業造成很大的壓力。倘若出口受阻，必然會降低社會總需求。這在當前產業不振、失業人數較多的情況下，其影響尤其不可低估。為了保持出口增長，除近期可以采取在加強征管和核查的同時，提高出口退稅率、提供賣方信貸等措施，以穩定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外，根本性的對策是促使出口企業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實現產品升級換代，改進營銷方式和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在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貨幣貶值以后，針對新加坡元的貶值幅度小于其他國家的情況，新加坡領導人頻繁發表講話，號召新加坡企業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提高競爭能力，以便迎接挑戰。與新加坡相比，我國的出口商品與東南亞國家出口產品之間有著更大的替代性，因此，理應采取比新加坡更為有力的措施來迎接挑戰。事實上，我國外貿企業的改革相對滯后于先進部門，在改善經營、降低成本、堵塞漏洞、開拓市場方面還有相當大的余地和潛力。我們應當化壓力為動力，作出艱苦努力，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在這方面，目前應當采取的措施包括：①按照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五大的要求認真推進國有外貿企業的改革，在企業制度創新的基礎上改善經營，提高效率；②鼓勵非國有企業進入外貿領域，實現外貿企業的多元化；③改善對外貿企業的政策引導和行業管理，通過平等競爭規則的制定和執行提高我國外貿行業的整體素質。
除外貿方面的措施外，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還需要采取措施，適度增加需求，充實和發展實質部門?？磥?，以下這些措施是可以斟酌采用的：
（1）關于利率的調整。1994年以來通貨膨脹率降低了2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已將它向金融機構貸款的名義利率降低了約3個百分點，其實際利率仍然從1994年的10％左右提高到1997年10月的7％左右?，F在降低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尚有一點余地，可以在適當時機進一步予以降低②。但是，由于我國許多國有企業產權約束和債權約束仍然松軟，而且產業結構扭曲，實質部門不振而金融投機盛行，因此全面放松銀根具有使經濟氣泡重新吹脹的很大危險性。在增加貨幣供給時要采取有效的防護措施，防止挪用銀行貸款入市炒股和爭上無效投資項目。
（2）關于增加社會基礎設施投資。當前，應當增加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既能增加社會需求，同時還能夠收到改善投資環境和增強發展后勁的功效。要在進一步明確政策性融資項目范圍的前提下，增加政策性銀行的低成本資金和貼息的來源，使它們確實能夠用低息貸款支持專門項目。還可以采取以工代賑的方式修建公路、高架路、快速鐵路等公共基礎設施，以便增加投資需求和包括下崗職工在內的低收入階層勞動者的消費需求。
（3）關于對非國有企業開放信貸。目前許多國內企業技術陳舊，產品老化，亟需增加技術和設備投資，否則難于應付日趨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主要是企業制度缺乏效率；而對于民間企業來說，則往往是融資渠道堵塞不通。目前銀行信貸的行政限制很多，有些效益很好的民間企業告貸無門。因此，銀行應對企業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只要是企業的產權明晰，制度規范，經濟效益好，具有還貸能力，不論屬于哪種所有制，銀行都應給予貸款。
（4）關于增加教育投資。東亞金融危機的一條深刻教訓是，一些國家由于教育設施不足和教育方法不當（以傳統教育為主，缺乏對現代科技知識的普及和智力開發），造成了掌握現代文化技術科學的高級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嚴重不足的狀況。在這方面，我們的情況并不比東亞鄰國更好?！笆陿淠?，百年樹人”。我們必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彌補，方能期待在下個世紀初不致出現大的人才斷層和空白領域?，F在各方面對經濟管理人才的需求甚大，有志于學習深造的人也很多，但是教育部門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老辦法，對招生名額進行嚴格的計劃限制。這種情況應當加以改變。事實上，對大部分專業的高等教育應采用自費上學、國家不包分配的辦法。通過這種辦法，可以達到增加學生人數而不太多地增加國家開支，并且對于增強經濟發展后勁所能夠起到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
當然，鑒于我國的當前情況，在適度擴大需求和增強實質部門的同時，還應繼續擠出金融泡沫中的空氣
（1）以加強信息公開化和改善信息的對稱性為主要手段，加強對證券市場的監管。要對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金融市場的支持性機構進行整頓和改革，嚴厲懲罰制造虛假信息欺騙投資者的有關當事人，切實防止不符上市條件的新股上市“圈錢”，并陸續將那些已上市的“垃圾股”淘汰出局。
（2）在積極推進住房改革的同時，清理房地產業占用的信貸資金，采取強制性措施與物質激勵措施相結合的辦法，盡快收回逾期貸款。此外，還應鼓勵房地產開發公司進行適當的合并重組，開辟物業管理等新的業務門路，以便降低房地產公司的開發成本，提高它們的抗風險能力，這樣做也有利于規范房地產市場。
（3）加快國有銀行的改革進程，加快新商業銀行的組建工作，逐步對非國有金融機構開放金融業務。在金融深化的基礎上加強對各種所有制金融機構的監管，嚴格金融執法，以便強化公平競爭和信貸紀律。
（4）在改善執法（例如建立由最高法院派出的巡回破產法庭）的前提下，推行破產重組和破產清盤制度。
我國經濟中出現“經濟氣泡”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國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工商業、國有外貿企業和國有金融機構）占用了大量資金資源，而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運用不當，損失嚴重。因此，防止金融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改組，并在新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各級政府領導中有一部分人把產業重組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行政性的企業合并調整上，或者運用政府的權力組建大型企業集團，以為這樣就能使它們屹立于“世界500強”之林。在這方面，韓國大企業的殷鑒不遠，我們不應重蹈覆轍。
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東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看來是雙重的：一方面，對于占外商投資一半以上的東南亞投資來說，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由于本國貨幣貶值和資金緊缺，部分投資將會出現減少的趨勢。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歐美大企業和部分本地中等企業表現出將投資目的地向我國轉移的意向。后一類投資技術比較先進，競爭能力較強。因此，如果能更多地吸引后一類投資來填補前一類投資的減少，對我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問題在于，為了實現這種良性轉變，必須針對后一類企業目前因信心不足而有些舉棋不定的狀況，加強和改善我們的工作，以便吸引后者更多地來華投資。最近，我國有關當局已經宣布一些吸引外資的新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后一類投資者對于投資環境的要求相對較高，過去對我國投資環境的意見也主要集中在法治狀況和行政效率方面。因此，為了吸引他們的投資，必須以加強法治建設和提高行政效率為重點，下硬功夫改善我國的投資“軟環境”。

我們應當汲取哪些經驗教訓

東亞金融危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因而無疑是一件壞事。然而，倘若我們能夠從這一事件中汲取到應有的經驗和教訓，就能夠從這件壞事中引出好的結果。首先，我們應當總結自己經受住此次東亞金融危機考驗的正面經驗，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堅持。我們認為，7個月來附近國家金融危機的沖擊之所以沒有造成我國的金融動蕩，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為抵御此次東亞金融風潮的沖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從1994年起我們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既積極又穩妥的改革，實現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同時又保持了宏觀當局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使得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大大改善，外匯儲備大大增加，從而為我國抵御金融風潮的沖擊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物質保障。
第二，政府對我國經濟中的氣泡成分進行了有力的抑制。1992～1993年上半年，我國也曾一度出現經濟過熱和氣泡現象。黨中央、國務院從1993年中期開始采取強有力措施加強宏觀調控，抑制經濟過熱，并在1997年初實現了“軟著陸”。在執行反通脹政策的同時，政府還采取措施規范證券市場，使狂熱投機降溫，金融市場中的氣泡成分有所收斂。如果沒有宏觀調控中取得的這些進步，我國金融市場是很難經受住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
第三，我國政府高度重視金融風險問題，各金融機構加強了風險管理。幾年以前，包括我們在內的一些國內學者就曾經不斷呼吁有關部門要重視國際金融風潮動向和國內金融風險隱患問題，有關金融監管部門在國務院主管領導同志的直接領導下為防范金融風險進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東亞的金融風暴并未完全過去，我們決不能因已經取得的成績而盲目樂觀。特別是由于我國與東亞各國在歷史背景、文化土壤、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以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有諸多相同之處，毋庸諱言，東亞國家存在的相當一部分經濟問題，在我國也或輕或重地存在。所以應當說，此次東亞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別人付學費，我們受教育”的難得機會?，F在看來，我們至少可以從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中獲得如下的啟示和教訓。
其一：粗放式增長是不能持久的。
東亞各國經濟先后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就在危機爆發前幾個月，它們的經濟狀況還被一些國際組織和經濟學家看作“處于極佳狀態”。實際上，由于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資源投入來實現的，因而一直潛伏著不能繼續維持的危險。問題在于，這種粗放增長方式隱含的危險沒有引起有關國家的足夠重視，相反，許多國家的領導人認為可以一直沿著這條發展道路成功地走下去。從90年代初期起，東亞一些第二梯隊國家和第三梯隊國家開展了更加雄心勃勃的發展資本密集產業的運動。在政府的支持下，巨額投資投向由政府選定而不是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的汽車、電子、石油化工等“支柱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產業結構失調和大規模的供給過剩。例如，泰國近兩年服裝、電子、電訊等產品的出口因與其他國家競爭加劇而迅速滑坡，出口增長率從1991～1995年的年平均18．7％，驟然降至1996年的0．1％。其結果，貿易赤字迅速增加，國際收支失衡。與此同時，這種做法還使得國民經濟的其他一些重要領域如社會基礎設施和教育科研部門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削弱了可持續發展的軟硬件基礎。
粗放式增長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然政府自80年代初期起就決定以體制改革帶動增長方式的轉變，在制定“九五”計劃過程中又再次提出有關要求，但是由于政企不分和政府推進工業化的基本格局未變，增長方式的轉變迄今鮮有成效。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僅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存在著投資過度集中于某幾個領域的傾向，而且由于多年來實行行政性分權的改革辦法，市場割據十分嚴重，在各省市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趨同化傾向，使追求“小而全、大而全”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成為一種痼疾。在制定“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時，全國共有22個地區將汽車工業列為自己的支柱產業，有24個地區將電子工業列為支柱產業，有16個地區將機械、化工工業列為支柱產業；興建高層、豪華建筑更成為遍及全國的一種時髦。由于條塊分割，我國汽車工業、電子電器工業和石油化工投資雖然總量規模偏大，單個企業和單個裝置的規模卻過小，多數未能達到最小經濟規模的要求。因此，如果本地區有一部分企業因生產能力過剩而要被淘汰出局的話，首先站不住腳的可能就是我們的這類企業。
其二：氣泡經濟是十分危險的。
此次金融危機的震源國或重災區，不論是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還是后起之秀的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大都搞了多年的經濟氣泡。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虛擬財富的市值遠遠脫離了它的基本面而颶升。這使得一小部分人在短時期內迅速發財致富，成為擁有大量貨幣財富的億萬富翁。反過來，他們又對宏觀當局施加強大的壓力，促使后者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經濟氣泡”的膨脹。與此同時，農工商等實業部門相對于金融投機的回報率過低，使之趨于萎縮，出現了經濟“空心化”的傾向。于是，“氣泡經濟”迅速生成。從這種意義上講，金融危機乃是只有少數人從中得利的經濟，不可避免地給大眾帶來苦果。
中國的情況是，在90年代初期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激勵下，我國的新興金融市場上也出現了證券市場火爆熱炒而實業有效投資不足的現象。自199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政府和宏觀調控部門采取了有力措施抑制通貨膨脹和消除金融氣泡。目前，物價漲勢已經停止，但是，金融投機仍然被有些人認為是致富一方的靈丹妙藥，某些領域中的泡沫經濟成分也依然有死灰復燃的可能。例如，股票市價仍然偏高，滬深兩個股市的市盈率都在40倍左右；而且還有一些“垃圾股”在股市上被當作“題材”來炒作，坑害中小投資者。房地產業在空房率極高的條件下價格沒有明顯下降，在有些地方，高層豪華樓字還在繼續興建。
其三：金融風險要及時化解。
在東亞各國近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企業大量舉債用于缺乏效率的投資，這使潛在的金融風險日益增大。但這些國家的有關當局被金融市場的表面繁榮所陶醉，遲遲未能化解潛在的危機因素，終于釀成大禍。日本的情況與其他東亞國家有所不同。 80年代后半期的“平成氣泡經濟”早在1990年已經走向破滅。但氣泡破滅后，出于種種政治經濟上的考慮，始終未能對金融系統在氣泡生成過程中形成的巨額不良資產進行全面的清理處理，以致于日本國內儲蓄率雖然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但由于人們對金融系統失去信心，缺乏投資意愿，使日本經濟一直振作不起來，對東亞其他國家的進口需求也很疲軟。因此，相當一部分人甚至認為，日本的氣泡經濟后遺癥乃是東亞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在我國，由于國家要用有限的自有資金支持過于龐大的國有經濟盤子，便大量動用國有銀行資金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效益又差，于是，一部分貸款有去無回，形成大量銀行不良資產。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1997年末，我國各銀行貸款余額59317．5億元中，不良貸款約占25％；其中逾期兩年以上的呆滯貸款約占5％～6％，預計無法收回的呆賬貸款約占2％，僅此兩項，其絕對額超過了銀行自有資本。根據東亞各國的經驗，如此巨大規模的銀行不良資產，正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潛在基礎，必須采取措施及時加以消除。
其四：政企必須分離，政府對經濟不可干預過多。
東亞國家大多實行“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即使標榜“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前港英當局，與財界亦有密切聯系。在市場發育不良的情況下，運用政府的力量協調經濟，其有利方面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種模式的不利方面在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中也暴露無遺。甚至可以說，東亞經濟中存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都或多或少與政府職能的缺陷有關：①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政企不分或“官民一體”，導致金元政治、政財勾結和行政機構的腐??；②政府采用財政超支、銀行超貸、對外過度舉債的方式支持高速增長，將大量資金投入政府要求發展的重點部門，造成結構惡化和投資浪費；③一些受到政府特殊照顧的大企業享有過多的優惠政策，因而濫用資金，盲目擴張，畸形發展，造就了一大批聲勢顯赫而效益低下的“泥足巨人”；④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撐和宏觀經濟當局的縱容下，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投機之風彌漫，氣泡極度膨脹，丑聞迭出。
反觀我國，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本來就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經濟體制，政府直接經營企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亟思實現政企分離和轉變政府職能，19年于茲，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面對東亞各國未能實現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到對內對外更加開放的經濟模式轉變所造成的種種惡果，我們必須痛下決心，統一認識，堅決推進改革，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當然，在我國尚處于較低的發展階段和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情況下，政府的作用可能較之發達國家要大一些，因而在此次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以前，我們對東亞模式的優點可能看得比較多一些。在危機發生以后，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全盤否定東亞模式，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兩種傾向都有失偏頗。我們應對東亞各國發展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實事求是地進行重新總結和再認識，以便存利去弊，改進我們的工作。
其五：政府決策體系的健全與否至關重要。
在東亞金融危機的潛伏期中，國際上不少經濟學家對于東亞經濟可能遇到的麻煩早已有所覺察，而且作出了很具洞察力的分析。例如，早在1994年，美國斯但福大學的克魯格曼教授就曾在美國《外交季刊》上著文，指出亞洲“小老虎”們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數量增長雖然很快，但增長質量很差，它們在今后的發展中必然會碰壁。 1996年上半年，東亞一些國家出現出口不振、外貿逆差增加等現象后，國際上對東亞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有不少討論。例如，1996年12月2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的封面文章——《是亞洲面對現實的時候了》，就分析了亞洲經濟出現問題的深層因素：投資過度和投資效率太低，資本市場發育不良，基礎設施薄弱，人才不足，政府干預過多和腐敗蔓延等等。1996年夏季，美籍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在北京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曾把菲律賓、泰國列為在近期內最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導致墨西哥式金融危機的十大因素中，菲律賓擁有8項，泰國擁有6項。
然而，經濟學家們的這些警示并沒有引起有關國家的重視，在某些國家甚至遭到了有組織的反駁。這種見事遲、行動慢、面對危險熟視無睹的情況表明，這些東亞國家政府的決策系統和決策支持系統存在著嚴重缺陷。長期以來，許多東亞國家實行的是“強人政治十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模式的確在一定時期里贏得了穩定的政局。但是，體制僵硬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最終導致了重大決策失誤和政局的劇烈變動。在日本，自從自民黨長時期的一黨統治結束之后，總理大臣就像走馬燈似地你下我上；在韓國，僅金泳三總統任職的短短5年期間，政府改組就達七次之多。劇烈的政局動蕩使決策環境不斷惡化，政府短期行為十分嚴重，潛伏的金融風險非但得不到及時化解，反而有增無減，最終導致危機爆發。另一方面，與傳統的獨裁政府行政獨斷的決策方式不同，大多數“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國家建立了由政策審議會和各類“思想庫”等組成的“決策支持系統”?！皼Q策支持系統”的有效運作，曾使得這些國家的政府能夠在遵循市場規律的條件下對經濟發展起積極的推進作用。但是從此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東亞國家的“決策支持系統”存在一些缺陷。與歐美市場經濟國家“思想庫”主要分布在大學或民間機構，它們的研究工作更具有獨立性的情況不同，東亞國家的“決策支持系統”，要么與政府的關系過于緊密（官方、半官方者居多），要么以金融機構做為后盾（由大銀行和證券公司出資興辦者居多）。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這些咨詢研究機構在促進傳統產業發展方面起到了較好的促進作用；但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出于自身利益方面的原因，這些咨詢研究機構在幫助政府及時糾正經濟政策的偏差，彌補經濟結構的缺陷，防止金融氣泡的生成方面卻沒能起到積極作用。
我國歷來沒有重視“決策支持系統”和“官、產、學協調決策”的傳統，不僅民間咨詢研究力量不強，即使是官方政策研究機構也沒有受到像東亞其他國家那樣的重視。因此，我們在決策方面的缺陷有可能比東亞某些國家更加嚴重，必須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目前世界各國的各界人士高度關注東亞金融危機的下一步走向和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世界上第一流經濟學家幾乎都已參加到有關這些重大問題的討論之中。而這場討論所涉及的又是諸如如何建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什么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正確關系這樣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我們過去積累甚少，現在必須官、產、學齊心協力，急起直追。否則，在這些關系發展中國家今后發展的根本大計的問題上，我們就不可能擁有發言權。
東亞金融風潮對本地區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形成了巨大的沖擊。與此同時，它也有可能成為解決問題，加快發展的新的契機。在這次風潮中，我們看到有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直接向人民呼吁齊心協力，共渡難關；也看到有些國家的普通居民排隊出售美元、支持本幣的動人景象。我們想，中國人民的愛國之心決不后人，重要的是緊密地依靠群眾，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我們把挑戰變成動力，改進各方面的工作，扎扎實實地推進改革和開放，就一定能夠開辟一個以提高增長質量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發展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