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權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權力也一樣不可靠。改革是全民的事。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

從不容置疑到被質疑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理論界的爭論，表現在改革與保守之間，那么今天，中國理論界的爭論，則主要圍繞著"要什么樣的改革"的問題展開

中國20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結束于1990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個階段自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將國家政策重心轉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大方向上來。但是，用什么樣的原則和方法來搞經濟建設，當時的領導人并沒有多少現成的經驗和準備。所幸的是，安徽貧困的百姓們自己創出了包產到戶的方法。鄧小平肯定了安徽農村的改革，安徽經驗逐漸被規范為"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村被壓抑和扭曲的生產力得以釋放，農村經濟剩余大量流入城市，為城市經濟改革創造了基礎。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將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以放權讓利為方向的承包制激活了城市生產力，城市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將由官僚控制的生產要素下放到了市場中，權力和利益由上向下流動。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成功，使"改革"這個概念漸漸演化成了"正確"的代名詞，具有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內涵。

1990年代中期以前，對廣大公眾和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對"改革"的批評或質疑完全是可疑的、可惡的。它們不過是改革以前的利益集團對自己原有輝煌的自淫和對自己原有權勢旁落的悲鳴。君子成人之美，個人要錢改善生活，國家要錢發展經濟，不改革行嗎？那些陰一句陽一句批評"改革"的家伙，整日琢磨壞人之事，他們能是好人嗎？

有趣的是，近年來，批評"改革"的人似乎愈來愈多，聲浪也愈來愈大，語氣也愈來愈義正詞嚴了，而且，似乎也愈來愈得到公眾的呼應。網上充斥了"大學改革批判"、"醫院改革批判"、"國有企業改革批判"、"改革弊端批判"這類的話語。"改革"這個金面菩薩臉上的金箔，似乎正被這些批判改革的人一點點摳下來，"改革"所包含的不容置疑的正確與輝煌，似乎開始暗淡下來。

到了對改革進行改革的時候

然而，改革批判愈演愈烈，原因不是什么保守勢力的回潮，確實是改革本身出了問題。細想近年來的一些改革措施，似乎真有點"一手玩權，一手弄錢"的濃黑色彩。出臺的許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普遍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占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責任，騙取千萬股民錢財來承擔國有企業的虧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是為了讓官僚們以權謀私搶奪企業資產，使成群的官商憑空致富。城市化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將更多的農民轉變為工商業者，而是為了低價搶奪農民的土地，以獲取巨額土地差價。教育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降低入學門檻，讓更多的人擁有受教育的公平機會，而是為了讓學生和家長多交錢，養肥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醫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讓病人更低成本地享受優質醫療服務，而是加大了看病的成本，使巨額利潤流入醫療管理部門和醫院的口袋。似乎改革措施出臺越多，百姓負擔就越重。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

面對這些"改革"的效果，人們進行質疑和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批判者的出發點是對是錯，改革批判成為一時風潮，它一定有民心的基礎。而"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從來是公正的。我們不得不反省，改革咋地了？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向何處去？改革已經不再是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要"效率與公平兼顧"這樣輕松的政策選擇。改革的進程已把我們逼到了整體制度的層面，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的制度性取向，不得不撿起這個看似空洞的老話題：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人越來越成熟了，大家知道要走市場經濟之路，但也知道有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之分；大家知道要走依法治國之路，但也知道依法治國也有依惡法治國與依良法治國之分；大家知道要走改革之路，但也知道改革有邪惡的改革與公平的改革之分。一個依惡法治理的壞的市場經濟，一個以邪惡的改革措施為趨向的改革，會把中國引向何方呢？也許，今天的中國，的確已經到了對改革進行反省和改革的時候了。

改革的權力也同樣不可靠

在改革的第一階段，無論是持左翼還是右翼觀點，中國知識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站在體系內，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影響權力上層，他們都希望權力上層將他們的價值取向轉化為國家政策。而那時，無論是體系內的官員還是知識分子，大家多少都殘存了理想主義精神，即便觀點不同，似乎多是為國家利益而真誠地爭論。思想觀念似乎還有作用，知識界的觀點與決策界的思考有較好的互動。

進入改革的第二階段，官僚系統利益板塊化獨立化的趨向日趨突出，權力部門的利益因素而不是觀念因素直接左右了改革。而且，隨著社會階層和集團分化，知識界也開始分化，過去那種多少有點純真的、理想主義的理論爭論失去了基礎，理論界的爭論背后開始有直接的利益集團的影子。觀念成為利益的包裝，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利益決定思想觀念的斷言再次顯示出真理性。一些體系內權力資源和話語資源的控制者，成為改革的獲利小集團，他們的利益趨向已成為改革所環繞的中心。如果我們還對"改革"這個概念抱有好感的話，我們只能說，近年來官僚系統的許多改革措施是"以改革反對改革，以改革否定改革"了。在這個過程中，無數高層體系內專家學者扮演了一種并不光彩的角色。

改革的第一階段，改革意味著對社會放權讓利。吸取了文革的教訓，政界和學界的上層成為改革的發動機，推進了良性的改革。進入改革的第二階段，改革開始意味著收權搶利。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能夠斷言的是：官僚系統和與他們相配合的體系內專家學者已不再是良性改革的動力，而演變成了惡性改革的淵藪。壟斷著改革權力的官僚和專家集團，已成為良性改革的障礙，他們以改革之名背叛了小平開創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的傳統。

事實再次教訓我們，一切權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權力也一樣不可靠。改革以前，我們相信領袖領導人民向前進，但我們吃了虧。我們明白了，偉大領袖再偉大，也跟我們一樣是有缺陷的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欲，一樣會被權力、財富所誘惑。我們開始懷疑那種需要偉人再生來拯救我們命運的心態。改革以后，我們曾相信偉大的改革者能為我們設計出美好的未來，將國家改革到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方向，但現在，我們似乎又開始失望了。也許，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任何個人能"為萬世開天平"，因此不再把改革的希望寄于任何一個個人或小集團身上。也許，我們能從教訓中得出結論：改革是我們大家的事，因此大家都應有權參與進來。改革是全民的事，因此必須有改革的民主化。

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

讓我們欣慰的是，當我們對官僚系統和體系內專家的改革開始失望的時候，中國改革的動力源已悄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良性改革的動力逐漸從官僚系統和體系內專家學者轉向了社會。社會上風起云涌、不畏強暴、艱苦卓越的飽含理性和法治精神的維權運動的興起，成為推動中國改革向良性方向發展的真正力量。從改革的角度看，可以說，中國改革最深刻的變革，是改革動力源從上到下、從官場轉向了民間社會。農民的土地維權行動，刺激了中國保護農民權益的法律和政策的形成；工人的工資福利維權行動，刺激了中國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和政策的發展；知識分子對言論權和出版權的抗爭，刺激了中國的言論和出版的日趨開放；民營企業家對官僚經濟壟斷的沖擊，刺激了打破部門-國資壟斷的法律和政策的產生；私有財產的逐步普及，刺激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憲法條款的出臺；外資大量進入中國，也迫使中國日趨接受國際經濟的競爭規范；以網絡為核心的信息開放和流動，打破了傳統的信息壟斷和信息封閉

這一切的社會變革，為中國的良性改革帶來了福音。當官僚系統和體系內專家們把改革扭向惡性方向的時候，社會力量則全力把改革的方向轉向良性的方向。由此推出的結論是：官僚和體系內專家不能再繼續壟斷改革的權力，改革的權力必須下移。改革影響著每個人，因此人人有權參與中國的改革?；蛘哒f，如果你希望中國改革走向良性化方向，你自己必須參與其中。說服既得利益者放棄利益是一件困難的事，惡性的改革只有在遇到抗衡時才會停止，良性改革只能在公眾參與時才會走向公共利益的方向。"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歌詞不錯，錯在我們從來只是唱唱，并沒把它當真。

中國向何處去？我不敢回答這樣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沒有任何個人有資格來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我知道，如果被改革影響的人有權參與和決定改革的具體內容，那么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自會有良性的結論。要想改革走向良性的方向，改革的權力就不能由少數人來壟斷。一切壟斷的權力都會帶來腐敗，改革的權力也是如此。改革改革者，只能通過民主權利的擴大和民主程序的公正來實現。沒有民主，各不同利益階層的意愿表達就沒有合法渠道。沒有民主表決的競爭，不同階層的利益平衡就沒有了公正客觀的標準?？傊?，沒有民主就沒有良性的改革，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而歷史的經驗說明，民主從來不是求來的，而是爭來的。

文章來源：06年1月5日 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