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秦曉/文 “當代中國問題”可以表述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即從一個前現代性（傳統）社會轉變為一個現代性社會。這一轉型自晚清始已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在此期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哈貝馬斯)。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有序地推進這一進程關乎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是對政治家、社會精英和民眾社會歷史責任感的呼喚。

當前，在國內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中，“現代化”是一個更為普遍使用的主題詞。這一敘事版本將“當代中國問題”視為一個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進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這一進程的主線，而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發展則被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派生的、最終由經濟決定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用“現代性”而不是“現代化”來表述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因為盡管兩者之間有同一性，但又有著不同的含義?！艾F代性”是指歐洲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等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現代文明秩序；而“現代化”在中國的語境中主要是指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為“民富國強”?！艾F代性”和“現代化”構成了中國一百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兩個不同主調的 “雙重變奏曲”(李澤厚)，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前者總是被后者所淹沒。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闡釋，使之成為與現代性價值觀相融合的體系?！耙匀藶楸尽辈粦喖s為“民生”，首先要以個人的權利為本，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秩序才能達到社會的和諧。作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撐，這主要體現為對私權的保護和對公權的制約，否則要么變成空泛的口號，要么淪為利益集團獲取權力“正當性”(韋伯)的工具。

宗旨

“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應秉承科學精神，倡導開放、包容的學術文化。

科學精神如陳寅恪所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文化將 “士”與“大夫”合為一體，沒有真正形成獨立、自由的學者群體。八十年代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達成共識，學者由此進入體制，研究也趨于政策導向。近年來許多學者抱怨被排除在體制外，政府在做重大決策時沒有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我認為八十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在常態下，政府和學術界應既相互獨立又能產生良性互動，學者應有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應遵循科學、民主的決策程序和更大的包容性。

開放和包容是學術研究應倡導的文化。開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種意識形態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陳云)。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見而障目，理性對待不同的觀點。研究的過程也是學習、交流、比較、思考的過程，只有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學精神得以發揚。

科學精神和開放、包容的學術文化有助于構建研究和交流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梳理問題、建立框架、擴大共識，推動“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

方法論

學術方法的基本要義是遵循規范、注重實證。

規范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為一個分析框架，它包括：確定研究的問題和目標、界定初始狀態和約束條件、設定假設條件、尋找影響研究對象的相關因素及其互動關系、選擇最優結果并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規范性研究方法也是一個內在邏輯一致性的演繹過程。

實證研究是一種歸納的方法，它根據研究對象在現實中的變化，確定與其變化相關的因素及其相關度。與規范性研究不同，實證研究不預設假設條件，由此可能因信息噪音而失真，也可能發現了規范性研究中假設條件或結論的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對規范性研究的補充和修正。如因影響因素太多，難以界定和取舍，不能建立規范性的分析框架，則要借助實證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對規范性研究的替代。無論是補充、修正還是替代，實證研究作為學術研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近年來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同和運用。

在方法論上，我們還應摒棄一些錯誤的習慣性思維。

一是“決定論”。矛盾的雙方是一種狀態依存的關系，在互動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任何一方的狀態變化都會影響到另一方。一方主導或決定另一方只是特定條件下的暫時現象，條件變了就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敖洕鷽Q定論”、“技術決定論”、“制度決定論”都是“決定論”的典型，其影響不只表現在學術研究的方法論上，也反映在理念和政策上。如用“現代化”代替“現代性”、用“民生”代替“民主”、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科學技術輕人文、重立法輕執法等概緣于此。

“主要矛盾論”也是一種“決定論”。在常態下，任何一個事物的存在狀態和變化都受到諸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就構成了一個多元互動的系統?！爸饕苷摗眲t把事物之間的關系簡單看作為一環決定一環良性傳導的“因果鏈”。在這種思想方法指導下，必然是顧此失彼，為改善所謂“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惡化了諸多其他因素，為解決當前問題而付出了長遠的代價。只有通過建立分析框架，把握各種因素間的互動關系，兼顧總體和局部、近期和長遠，才能找到最優的或代價最小的解決方案。

二是“崇尚理想模式”。研究的目標不是通過 “宏大敘事”構建理想模式，因為它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也不能簡單地移植別人的模式，因為離開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難以建立和運行，種桔成枳就是這個道理。研究的目標應是尋求比現實中的制度安排更優、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優、好不是沒有缺陷、沒有代價，而是沒有替代的選擇。

“從彼岸出發”即是“崇尚理想模式”的表現。社會變遷是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約束下的路徑依賴和制度創新的過程。要想知道中國向何處去，必須搞清楚中國從哪里來。中國社會轉型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岸”，揭示社會形態下面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利益結構，才能確立“彼岸”并找到連接傳統與未來的路徑。

分析框架構建的相關問題

“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需要建立一個規范性的分析框架并附以實證的支持。分析框架的形成是一個梳理問題和研究、交流的過程。本節僅就這一框架的相關問題提供思路，也可以將它看作是致力于建立分析框架的一組問題單，框架的主體則是一個有待填補的空白。

1.研究的問題和目標

中國一百多年來所經歷的社會變遷是一個現代性轉向的進程，這一進程的目標是構建現代文明秩序。而現代化、工業化、小康社會、和諧社會都不能準確、完整地反映這一進程的實質和目標。

2.相關因素

主要包括：價值觀體系 (觀念、文化)、制度體系 (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環境。

起源于歐洲的現代性價值和制度體系是否具有普世性，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爭議的焦點是：是否存在區別于西方的“另類現代性”。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是否意味著已找到了適用于中國且可以超越西方現代社會弊端的現代性目標模式？一個病態的西方現代社會是否應該成為我們轉型的目標？

我認為不同民族和文明在價值認同和制度形態選擇上會存在差異，在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化并不等同西方化，而是全球“多元現代性”的構建。但將這種差異視為具有本質上區別或對立的“另類”則缺乏令人信服的闡釋，也沒有實踐的支持。如果“另類”是指轉型的路徑，則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轉型路徑的選擇因每個國家的初始和約束條件不同只能各辟蹊徑。

中國在近三十年中通過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經濟發展并不是現代性轉型的主要標志。在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進步、法治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經濟發展而言，我們也不應掩蓋、漠視成就之下存在的問題和付出的代價。這些問題和代價可以概括為兩點：其一，未能很好地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早期的弊端，如貧富差距拉大、環境生態破壞、腐敗滋生、道德失范、信譽缺失；其二，過早地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態，如對金錢權力的崇尚和追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人精神世界的孤獨和工具理性對人的異化。如果不能正視、解決這些問題，所謂“中國模式”的價值何在？

當代西方社會呈現的病態反映了現代性社會本身的問題和危機，也是全人類在現代性進程中所面臨的共同課題。但這些問題和危機尚不能構成現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應由此而完全拋棄啟蒙運動所倡導的價值觀。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構是虛無主義和政治浪漫主義的表現，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醫治疾病。在問題和危機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設性的思維，使現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揚棄中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對于處于現代性社會轉型的中國，不是要不要學習、借鑒的問題，而是怎么學、學什么的問題，即何該揚，何該棄。在中國，現代性的價值和制度體系也應具有中國特色，因為只有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傳統和當代文化元素相融合，它才能根植于中國本土。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新一代領導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都表現出對傳統與現代關系的探索?，F代性在中國根植的基礎條件是開放和競爭，只要我們堅持開放、勇于競爭，轉型的進程就不會終止，轉型的目標就一定會實現。

3.初始條件

中國的國情和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及其對現代性轉型的影響。

①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主流意識形態與西方現代價值觀的沖突、差異與相融；

②亞細亞生產方式傳統和當代中國的政治集權和關系社會；

③強政府弱社會，“市民社會”缺乏生存、發育的空間和條件；

④一百多年來飽受西方列強欺辱和打壓所產生的具有 “民族主義”色彩的“愛國主義”，它有民族自強自尊的精神，也有大國崛起的情結，還有對西方文明排斥的情緒；

⑤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或“發展主義的政府”的合理性及由此產生的破壞市場機制、公共產品缺失和腐敗現象；

⑥工業化、市場化過程中形成了城鄉、貧富的二元結構，一方面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引起人們關注，另一方面民粹思想也開始抬頭；

⑦全球經濟一體化導致跨國公司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配置，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特別是城鎮化）提供了歷史的機遇。但加工業的發展大量消耗能源、資源、破壞生態環境，而且造成巨額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動性過剩，形成了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失衡的經濟增長模式；

⑧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急劇膨脹的金融業已呈現出與實體經濟日益脫離的趨勢。它一方面支撐、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扭曲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引發了實體經濟的動蕩和危機。中國的工業化已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保持經濟發展、維護經濟安全的基礎上推進金融業的開放、改革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重大課題。

4.邊界或約束條件

①消除貧困、解決溫飽是社會轉型的基礎；

②充分就業和保持城鎮化進程是轉型中宏觀經濟政策的必保底線；

③急于求成和積重難返都會激化社會矛盾，造成硬著陸，穩妥而又不失時機地推進這一進程是社會轉型路徑的選擇；

④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中捍衛主權和獨立，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是社會轉型的重要條件。

結論

1.中國現代性轉型的目標確立和路徑選擇對中國、對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現代性的普世性和“另類現代性”的探索在未來一段時期將成為中國學界研究和討論的核心問題；

3.分析框架的建立是這一研究和討論的基礎；

4.科學精神和開放、包容的學術文化是這一研究和討論的宗旨。

（作者系招商局集團及招商銀行董事長，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