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李翔/文 亞洲并沒有困擾于繆達爾所說的過度的人口繁衍、貧困、失效的政府政策，反而，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了飛行的“雁陣”。如今，仍然生活在1997年金融危機帶來的陰影中，因而對亞洲目前的經濟發展抱有不切實際的恐慌，已經毫無必要。但是，命運并沒有留給我們時間去歡呼，因為擺在這一地區之前的，是更多的挑戰，也是一出新的亞洲的戲?。核鼈兡芊耱寗幼陨淼淖兏?，并且應對錯綜復雜的外部形勢，徹底擺脫貧窮、愚昧、疾病和人權的不平等？
1968年，70歲的瑞典經濟學家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出版了他研究亞洲和貧困問題的經典著作《亞洲的戲劇》，此時距離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家還有6年——1974年，這位桀驁不馴的經濟學家在某天早上接到電話，被告知他將獲得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開玩笑說，僅僅是因為自己還沒睡醒，所以才接受這個獎項，因為他是這個獎項的反對者?？墒?，當他知道自己是同弗里德里?！す斯餐窒磉@一榮譽時，繆達爾怒不可遏，他說因為這個獎曾經被授予哈耶克，它應該被取消。
在1974年，人們再也難以找出像繆達爾和哈耶克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大師了?？娺_爾是如此激進，而哈耶克又是如此保守?？娺_爾的理論奠定了瑞典甚至整個歐洲福利國家的基礎，而哈耶克的著作后來則被復興了資本主義和自由經濟的里根和撒切爾推崇備至。后來，當哈耶克回憶起往事時說，可能正是因為繆達爾太左，而他又太保守，因此，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決定將他們兩人綁在一起。
在《亞洲的戲劇》中，繆達爾試圖揭示的問題，正如這本書的副標題所言：關于國家貧困的探究。他所描述的亞洲，正如同今日的杰弗里·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中所描述的非洲，為過多的人口、腐敗的政權、貧窮和成為“失敗的國家”的危險所困擾。似乎沒有什么能夠將這些國家從貧窮的深淵中拯救出來，除非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愿意伸出援手，豁免債務，同時加上大規模的援助，正如杰弗里·薩克斯和憂心忡忡的搖滾歌手們要求的那樣。
1968年的亞洲究竟是什么樣子，多數人都已經遺忘。中國仍然處在一場烏托邦氣質的革命狂熱之中，文化大革命讓中國的發展幾乎停滯，開啟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路的鄧小平正要面臨自己無窮無盡的麻煩。印度的精英們仍然沉浸在尼赫魯的遺產中，他們沉醉于自己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到的經濟理論，崇尚有節制的計劃和社會公平，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反感不已。后來讓人震驚的東南亞經濟奇跡連萌芽也沒有出現：新加坡剛剛獨立三年，李光耀和他的同事們仍然在為新加坡如何生存苦惱不已，中國臺灣的蔣經國還沒有成為最高領導者，但是它的處境可以用“內外交困”來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日漸被國際認可，而臺灣島內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韓國總統是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樸正熙，他正處于被朝鮮暗殺的威脅之下；馬來西亞在1968年發生了種族騷亂，在經濟上處于領先地位的華人被極端仇視，馬哈蒂爾還僅僅是一名政治新貴，他剛剛當選為第一高等教育理事會主席；倒是蘇哈托在這一年成為印度尼西亞的總統，但是和馬來西亞一樣，印度尼西亞也仍然在種族沖突和貧窮中掙扎；至于武文杰，剛剛逝世的越南經濟改革之父，他在1968年承擔起進軍西貢的任務。其他國家的經濟和社會也未見起色，至少在繆達爾論述的并不成功的國家中就還包括菲律賓、越南、泰國、巴基斯坦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
惟一的希望是日本。這一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聯邦德國，位于美國和蘇聯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他們的經濟增長率今天來看也讓人吃驚，或者說，至少和后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同樣讓人吃驚：在1967年—1970年間，日本GDP年平均增長率是17％，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都在10％左右；四年前，他們剛剛舉辦了東京奧運會，這一年，則開始籌備1970年的世博會；作家川端康成還在這一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是繼泰戈爾之后獲得這一作家最高榮譽的第二位亞洲作家，在給川端的頒獎詞中，瑞典文學院說，“川端先生經歷了日本最終的失敗，他知道要振興日本，必須有進取精神、生產力和勞動力”。
如果繆達爾在今天仍然在世，并且不斷宣揚他對亞洲的悲觀論斷，那一定會讓人大驚失色。沒有人會否認亞洲面臨的麻煩，但是，更沒有人會相信今日“亞洲的戲劇”是亞洲國家即將被貧窮、人口繁衍、政權腐敗所毀滅。
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都盯著亞洲的幾個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在很多國家眼中，它們給世界造成了數不清的不安和麻煩，可也正是它們，如今在平衡著整個全球經濟。那些洋洋得意的西方人在指責中國的血汗工廠——它們廉價的勞動力讓自己的眾多同胞失業，讓眾多從祖輩就開始的公司關張大吉——但是，當他們走在沃爾瑪一望無際的商品海洋時，他們就會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價值。對于西方人而言，中國，就是沃爾瑪內廉價的商品；而印度，是你打電話過去咨詢某件事情，或者請求某種幫助時，電話那端傳來的稍帶口音的英語。與此同時，從九十年代開始，日產和豐田就在用經濟型轎車轟炸著底特律的市場；地產大亨特朗普也曾經憤怒地抱怨說，整個紐約都快被日本人買走了。最終的結果當然是日本人在購買紐約的斗爭中鎩羽而歸，但是豐田繼續著自己的好運，它超越通用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指日可待，甚至，塔塔也開始收購美國的汽車品牌，盡管美國人并不情愿，但是這家印度企業集團還是購買了捷豹和陸虎。那些可怕的經濟增長數字并不會讓人感到震驚，真正讓人有切膚之痛的，是來自亞洲的公司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大肆收購，它們的產品趾高氣揚地擺在超級市場的貨架上，而自己家鄉的工廠在一個一個地搬遷到中國、越南或者倒閉。
飛行的雁陣
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到美國。他那時還是一名相貌清秀俊朗的32歲年輕人，戴著金屬框眼鏡，頭發向后，梳得一絲不茍，露出寬闊的額頭。作為盛田家的長子，他本來應該繼承家族生意，一輩子同醬油和清酒打交道，但是他加入了比他年長的井深大創立的公司，決意同世界的未來打交道，而不是心甘情愿成為一名日本傳統商人。
他來到美國，簽署索尼同西部電器公司的合作協議。他在一個強大的美國面前有些不知所措，盡管他此前對這個國家的富裕程度有所了解，也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正是被這個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打敗的，但美國工廠中那些從不停歇轉動的馬達和如密集的河流般奔騰不息的流水線，讓整個同盟國坐在一個強勁無比的發動機上奮勇直前——正像溫斯頓·丘吉爾所說的那樣——還是讓他大吃一驚。
“龐大的轎車、寬闊的道路、遙遠的距離以及直沖云天的建筑”，這就是盛田昭夫眼中的美國。這讓他窒息，他對自己在紐約工作的兒時朋友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安，他懷疑，像索尼這樣的日本公司，在經濟如此強大的美國，是否有自己的生存之地。
然后，在德國，他參觀了大眾、奔馳和西門子。戰后的德國經濟已經在迅速恢復。因此，在德國看到的場景，并沒有讓盛田昭夫恢復內心的自信。當他在杜塞爾多夫的一家餐館就餐時，他內心的沮喪達到了極致。餐館的服務員在送上一盤冰淇淋時，好心地告訴這位日本人，冰淇淋上面插著的、用紙做的裝飾用的小紙傘，是他的國家制作的，“日本制造”。盛田昭夫一生也難以忘記由此帶來的羞辱：他的國家只能生產那些廉價的缺乏技術含量的產品。
后來，當人們回顧起日本經濟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創造的奇跡時，都會注意到朝鮮戰爭的爆發如何改變了美國的戰略布局。美國決定原諒這個帶給它巨大傷痛的島國，轉而扶持它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麥克阿瑟將軍已經盡力在撫平戰爭帶給日本的傷痛，這位驕傲自大頗富爭議的將軍在戰后日本像一位上帝那樣工作，重建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會體系和經濟基礎。此后，大量的制造業被轉移到日本，來自美國的源源不絕的訂單讓日本的工廠晝夜不停地運轉。人們又會提到，負責經濟運轉的三個官僚部門——大藏省、通產省和經濟廳——是如何扮演了整個日本的經濟發動機。后來，美國記者鮑伯·約翰斯通為了證明在日本經濟發展中人的作用遠大于政策的作用，或者，至少和政策同樣有很大作用，詳細記述了日本電子業的發展過程，他將自己的這本書命名為《我們在燃燒》。以盛田昭夫為代表的日本企業家和以福田赳夫為代表的經濟官員和政治家都是日本經濟起飛的發動機。他們都是真正的亞洲英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已經是亞洲國家的榜樣。明治天皇發動的改革運動讓這個國家具備實力去擊敗一個歐洲國家，無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都為此興奮不已。但是當來自印度的詩人泰戈爾拜訪過日本之后，他卻非常失望。這不是他想象中的亞洲崛起之道。在泰戈爾看來，東方的崛起將是一種精神和價值觀的崛起，雖然它在物質方面難以避免要向西方學習。泰戈爾看到的日本只是在重復西方國家崛起的路徑。他們擁有了強大的工業體系，甚至在工業的支持下建立了強大的軍隊，但是，這對它的鄰人是一個好的榜樣嗎？一個不愿意自居為亞洲國家的國家，能夠扮演一個地區經濟核心的角色嗎？如果孫中山仍然在世，那么隨后爆發的中日戰爭將徹底滅絕他對日本的企盼，孫中山一直認為日本將是亞洲和東方的新希望。但實際上，它只是證明了泰戈爾的失望。
然而，日本的再一次崛起說明了什么？它和美國之間的關系是否會讓整個地區對它心懷不滿？至少這一次，日本并沒有重蹈覆轍。
193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Akamastu）第一次提出了“雁陣模式”。后來他在1961年和1962年的論文中進一步闡述了“雁陣模式”。在這個理論中，日本是那只頭雁，它在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方面居于領先地位，而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一部分低技術含量和低價值含量的工業會向它的臨近國家轉移。這些國家于是加入一個飛行的隊列，并且它們還會依次將工業不斷轉移到自己的鄰國。赤松要堅信“雁陣模式”的合理性，他在亞洲問題上比瑞典經濟學家繆達爾要樂觀許多。
接下來加入“雁陣”飛行的是韓國。這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為韓國正陷入和朝鮮的對峙狀態，它的首都首爾（當時稱漢城）也在不斷爆發大規模的游行。但是，意志堅定、通過軍事政變成為總統的獨裁者樸正熙，大膽地決定模仿日本經濟起飛的方式，來推動韓國經濟的發展——由于曾經被日本殖民，韓國民眾對日本的反感直到今日也沒有平息，他們對樸正熙總統的反感也是一樣。
接下來是臺灣、新加坡和香港，它們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經濟奇跡。然后，是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1993年，世界銀行出版了它的研究報告《東亞奇跡》，它本身也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世界銀行將“東亞奇跡”的原因歸結為：大量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投入，以及這些國家政府的市場化改革和政策干預。隨后，圍繞著東亞經濟的辯論開始，在第二年，保羅·克魯格曼就發表了自己對東亞奇跡的質疑見解。他認為這種過度倚賴于大量資金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帶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三年之后，“雁陣”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克魯格曼也因為預言了危機而備受推崇。
但是如今，仍然生活在1997年金融危機帶來的陰影中，因而對亞洲目前的經濟發展抱有不切實際的恐慌，卻毫無必要。新加坡已經從東南亞經濟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它在2007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7%，如此高的GDP增長率讓它成為“以發展中國家速度增長的發達國家”。香港從經濟危機中擺脫出來的腳步如此緩慢，它總是被經濟學家們詬病，可是香港是什么樣子呢？它依然繁華，讓人羨慕。至于日本和韓國，它們已經擁有了一批世界范圍內具備強大競爭力的公司，無論是豐田、索尼還是三星。
有人認為經濟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已經在幫助這些國家梳理它們本來紊亂的金融體系——那些東南亞的大亨們利用金融體系來為自己的公司和產業輸血，危機來臨時又把負擔推給國家或者選擇讓他們掌控的銀行破產；另一種程度的紊亂是日本的產業和金融業交織不清的關系，公司和銀行之間，銀行和銀行之間，是一種錯綜復雜的互相擔保關系，而政府則是最后買單的人，人們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或者“裙帶資本主義”。盡管經濟學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爭論不休，但不可否認的是，經濟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毒素。
新亞洲半球
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中，世界銀行并沒有將中國納入它的研究范圍。在2007年世界銀行出版的后續研究《東亞的復興》中，研究人員如此解釋他們為何沒有將中國納入1993年《東亞奇跡》的研究：“那是因為中國的轉軌過程實在是非常獨特”。
但是，在《東亞的復興》這本主要研究東亞如何從1997年金融危機中康復過來的著作中，中國卻占據了議題的中心。這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今天全世界最引人矚目的成功故事。它是東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占到這一地區總GDP的二分之一和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
“黎明像雷鳴般從中國閃出越過海灣呈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經引用吉卜林的一句詩來形容中國經濟的突然崛起，和它對印度的示范效應。
1989年之后，中國經濟一度陷入徘徊。重新抬頭的保守主義、國際資本對中國的觀望態度和國內企業家信心的低迷是造成經濟步伐踉蹌的原因。但是鄧小平1992年果斷的南方之行讓中國國內的改革派們重拾信心。拿破侖關于中國的論述被反復引用，“讓中國這頭雄獅繼續熟睡吧。它一旦醒來，就會震撼全世界”。中國進一步開放，他們加入了WTO，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鼓勵合資企業。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超過了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韓國，甚至也超過了它們現在的開放程度。鄧小平和他帶給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實用主義思維，也讓政府開始鼓勵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鼓勵人們追求物質財富，中國也在逐漸擁有自己的盛田昭夫們。一大批公司將自己的目標確定為成為世界領先的企業，正如經濟騰飛時期的索尼、豐田、日產、三星們一樣。在那些來自西方的跨國公司們看來，這是一個擁有十億消費者的國家，可是，用另一種眼光來看，這也是一個擁有十億企業家的國家。農民們從遙遠的鄉村涌入南方的城市，或者，他們在自己的家鄉成立自己的公司。十億企業家釋放出的活力就是中國經濟連續三十年8％到10％的GDP增長率——這兩個數字都很保守，《經濟學人》的前總編輯、作家比爾·艾默特（BillEmmott）在考慮了各種因素之后，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真實的GDP增長率。當然，艾默特也指出，中國經濟的增長確實讓人贊嘆，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它并不像很多人說的那樣獨一無二。中國只是加入 “雁陣”的一只體積龐大的飛雁，在這個“雁陣”中，表現同樣杰出的有很多：中國臺灣地區GDP8％的增長速度保持了四十年；新加坡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GDP年均增長率9％，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則是8％；日本的高速增長也持續了二十五年，而且中間沒有調整時期，沒有壞年景，只有好年景。
然后，必須提及的是，中國在它的發展模式上也并不例外。來自亞洲鄰國的廉價勞動力產業在向中國轉移；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國，以至于哈佛大學的黃亞生教授曾經憂心忡忡，擔心中國經濟對外商直接投資過于依賴——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擔心；中國鼓勵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中國足夠大，但它設立了很多經濟特區，大前研一曾經無限贊嘆地說，中國有數十個新加坡；中國的一些企業家也和第一次到歐美的盛田昭夫一樣，為“中國制造”成為廉價和低質量的代名詞感到憤憤不平，它們也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夠像索尼，成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能夠占領美國和歐洲市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模式還在繼續擴散，比如越南，正是學習了中國的崛起之道。
但是在2007年的《東亞的復興》中，世界銀行重蹈覆轍，它沒有將印度納入它的研究視野。盡管這個時候印度已經開始顯得咄咄逼人。托馬斯·弗里德曼正是在印度的班加羅爾發現了“世界是平的”。印度是這一地區的另一個經濟成功故事。而且，同中國相比，印度擁有更多的世界范圍內的大公司，包括塔塔、Wipro、薩帝揚和Infosys。從199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印度也在努力學習中國經濟起飛的經驗。一個妨礙印度進入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研究視野的因素可能是，印度目前的經濟發展確實顯得有些獨特，它吸引的外商投資不夠多，它發展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也不那么起勁。但是，印度的確越來越符合東亞模式，“它所經歷的道路，有些像中國在1990年代經歷的經濟發展過程”，艾默特說。
“新亞洲半球”，馬凱碩如此稱呼正在迅速崛起的這一地區。2008年，新加坡李光耀學院院長馬凱碩在他出版的新書《新亞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忽視的東移》，詳細闡釋了亞洲為何崛起，并且爭辯說這一地區的國家應該在全球事務中享有更多的發言權。印裔新加坡人馬凱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整個亞洲最知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出版的第一本書《亞洲人會思考嗎》享有國際聲譽。他被認為是亞洲最具世界聲望的知識分子，用英文寫作，討論國際事務和亞洲問題。在李光耀和馬哈蒂爾因為本地區經濟高速增長卻還要忍受來自西方價值觀的不斷指責而提出“亞洲價值觀”時，馬凱碩是“亞洲價值觀”在國際上最知名也最有力的辯護者和宣揚者之一。
馬凱碩說，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印度和那些邁入增長高速公路的亞洲國家，都擁有智慧的七根支柱。它們是：自由市場經濟、科技、開明統治者、法治、愛好和平的文化、實用主義的哲學以及對教育的重視。
在馬凱碩看來，這些亞洲國家的精英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不僅僅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比如東南亞大多數國家都屬于儒家文化圈，而且，很多精英分子都接受過美國教育，或者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皬目追蜃拥娇夏岬稀?，他曾經這樣形容這些地區的精英?？追蜃拥挠绊懽屗麄冎匾暯逃?、愛好和平，而肯尼迪的樂觀主義和實用主義也感染了他們。
經濟學家歸納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模式中相同的地方：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國內的高儲蓄率等等。而馬凱碩則敏銳地發現，它們中的大部分都是由一個強勢的政治人物開啟了經濟發展之路，中國大陸的鄧小平、中國臺灣的蔣經國、韓國的樸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同樣，越南的經濟改革由將軍武文杰發動。
脆弱之地？
1986年，越南革新，經濟自由化，外交政策也趨于緩和。隨后，它經歷了一個和中國大致相仿的歷程。它在1995年加入了東南亞國家同盟（ASEAN），并且和美國重新修復了外交關系；2000年，越南建立起證券交易所，并且鼓勵民營企業家的發展；2006年，越南成為亞太經合組織年會的主辦國；2007年加入WTO。
這個東南亞的小國希望努力效仿它的鄰國，發展自己的經濟，擺脫貧窮的困擾。但是在2008年它卻面臨著因為發展帶來的麻煩。前總理武文杰曾經在2007年時，給越南現任總理阮晉勇寫公開信，指陳越南正在犯一些致命的錯誤，這些錯誤和九十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前韓國和馬來西亞等國犯的錯誤一樣。
本國的觀察家和知識分子總喜歡夸大自己的國家所面臨的困境。但是武文杰的判斷在第二年部分得到了驗證：股指下跌超過60％，通貨膨脹率超過25％，本國貨幣面臨巨大貶值壓力，可能面臨大規模的外資出逃……
越南的經濟困境并不會對這一地區形成真正的威脅，《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在他2007年反思亞洲金融危機的專欄中談論亞洲金融危機的啟示時說，“亞洲人決定選擇有競爭力的匯率、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和大規模積累外匯儲備”，“現在，東亞的新興經濟體大多成為債權國……東南亞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已經達到 3.28萬億美元，較1999年初增加了2.49萬億美元……雖然在危機之后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似乎是個合理的保障方式（盡管有些代價高昂），但如今的水平看來過高了。在大多數東亞經濟體中，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例為4比1或5比1?！边@種高額的外匯儲備抵消了可能發生的外資撤出帶來的風險。
盡管如此，對于越南而言，通往繁榮的道路仍然遍布坎坷?！督洕鷮W人》曾經在早些時候的一篇報道中歷數越南現代化可能面臨的威脅，其中包括通貨膨脹、自由貿易和國內競爭加劇弱勢群體的困境、股票市場不景氣、自然災害（從禽流感到洪災）、人才和基礎設施的瓶頸等等。
但是如果把目光轉移到這一地區的幾個大國，觀察家們就會發現，越南可能面臨的困境并不具備足夠的威脅性，并不足以影響本地區的繁榮與發展。這一地區的三個大國——中國、印度、日本——以及目前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它們之間的關系演變，才可能影響整個地區的繁榮。
中國、印度和日本都能進入全球前十大經濟體。而且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盛宴仍然還在繼續。但是和越南一樣，在通往繁榮的道路上，它們都不是一帆風順。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它取得的巨大的經濟成功會不會帶來其他方面的變革？盡管有人喜歡說，中國有著開放的經濟思維，但是開放帶來的好處能否在配套改革滯后的情況下一直延續？或者它是否會觸發相應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它日益強大的中產階層和經濟上的新精英們，是否會要求一些新的權利？所有這些變化會不會帶來影響經濟發展的動蕩？它日益變大的胃口，會不會讓它在能源策略上同美國或者某些西方國家發生沖突？
印度的問題在于它吸引的投資仍然不多，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政府官僚主義嚴重得嚇人。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是，它的政府在推動進一步經濟改革上總是顯得疲軟無力。當政府宣布建立特區時，人民的回應是游行和爭辯。另外，印度目前的貧富差距在這一地區飛速發展的國家中是最小的，但是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毫無疑問會擴大這一差距，這個民主的政府能夠承受得起嗎？不過，好消息是美國和日本都堅定地站在了印度這一方。它們的目的中，至少包含著希望印度的崛起能夠在這一地區與中國達成區域平衡。
日本仍然在同中國和韓國糾纏著歷史問題，這會極大地影響日本在這一區域的影響。而且，隨著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它們向家電、汽車行業的滲透，日本急需像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美國找到互聯網一樣，找到自己的新的產業定位和增長點。
艾默特敏銳地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對于亞洲而言，這一區域從未有過同時擁有三個超級大國的經歷。而且，三個大國之間彼此的關系并非那么融洽。中國、印度和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存在糾紛，目前中國和日本仍然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上爭吵不休。艾默特說，這有點像英國、法國和德國并存的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
而且，這一地區有多個敏感地帶：中印邊界、朝鮮、中國東海和釣魚島、臺灣地區和巴基斯坦。每一個敏感地帶都可能引發大國沖突，從而導致這一地區的動蕩。
2008年中國將舉辦奧運會。在這個關口，中國將不遺余力地營造出國內外和諧的氛圍。在外交上，中國試圖更加“微笑”，以傳遞出一個愛好和平和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這無疑是聰明的做法。但是，也有人將奧運會視作一次對中國施加政治改革壓力的時機。與此同時，中國國內也面臨著通貨膨脹和股市下跌的壓力。盡管中國的政治社會基本面不會出現大的轉折，但那些已經浮現的矛盾以及隱而未現的種種不確定性，必須引起警覺。
艾默特將小布什總統主動向印度示好看作可以同尼克松總統叩開中國之門相媲美的舉動，兩位失敗的總統在對待新崛起的大國上都采取了正確的策略。而在布什總統的策略中，史無前例地在軍事和經濟上扶植一個大國，正是為了平衡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
這一地區的三個大國在某些問題上已經表現出對影響力的爭奪。比如，盡管那些注意到亞洲國家崛起的觀察家都呼吁應該讓更多的亞洲國家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但是毫無疑問，中國首先就很難對印度和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開綠燈。
綱納·繆達爾發表《亞洲的戲劇》已經40年，亞洲并沒有困擾于繆達爾所說的過度的人口繁衍、貧困、失效的政府政策，反而，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了飛行的“雁陣”。1947年8月14日印度獨立的前夜，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宣稱：“多年前我們與命運有約，現在是實踐諾言的時候了”，“我們”將“結束貧窮、愚昧、疾病和機會不平等”，尼赫魯的宣言也是整個亞洲地區的宣言。只是，命運并沒有留給我們時間去歡呼，因為擺在這一地區之前的，是更多的挑戰，也是一出新的亞洲的戲?。核鼈兡芊耱寗幼陨淼淖兏?，并且應對錯綜復雜的外部形勢，實現和命運的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