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在完成價格改革10多年后,面對通脹持續走高,從能源、公用事業到食品、建材,一系列政府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相繼出臺。對此果斷行動,投資者既充分理解,又頗為擔心。從長遠看,我們認為適時放棄價格管制,是治理中國本輪通脹的必然選擇。
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再沒有什么比通過摧毀一國貨幣來摧毀一個社會的基礎更容易的事情了?!苯洕鷮W家凱恩斯的警告言猶在耳,國家發改委根據《價格法》有關規定,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似乎有利于抑制部分商品或服務價格猛漲,避免不合理漲價影響社會安定和投資安全,這是應當肯定的。
但結合本輪通脹成因,我們更要冷靜分析價格管制的負面影響,認識到通過管制治理通脹的不可持續性。原料、能源、運輸和勞動力等成本的大幅增加,已經令許多企業難堪重負。以1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為例,上半年因為價格管制,同比利潤增幅可能縮水近一半,這是通過價格管制壓榨上市公司利潤,與億萬股市投資者爭利。
從歷史經驗看,用價格管制治理通脹而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因為管制不過是權宜之計,只會推遲被管制商品價格上漲的時間,而不解決根本問題。一旦管制松動,更嚴重的通脹就會如潮水般涌現。奧地利經濟學派大師米瑟斯因此一再痛心疾首勸告各國政府,一定要找到價格管制以外更好的辦法治理通脹。
我們還應當記得,1971年美國出現全面價格上漲時,尼克松政府為穩定民心而采取過全面價格管制。雖一度取得成效,但后來事態發展,使得管制難以為繼,結果引發更嚴重通脹。束手無策的福特政府在最艱難時,甚至借助白宮牧師帶領大家禱告:“愿我們不僅有辦法對付通貨膨脹,而且可以控制它。不僅可以控制它,還可以徹底駕馭它?!?/P>
可惜市場和經濟自有其規律,很難靠管制或禱告解決難題。發端于1971年的美國通脹,直到1982年才告結束,最后被證明有效的辦法則是緊縮經濟。在那通脹的11年間,美國短期利率最高達20%,1980年經濟零增長,失業率超過10%,一度陷入嚴重滯脹。這些慘重代價表明,不恰當價格管制,很可能徒勞無益。
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反映供需關系的重要信號。實施價格管制最大的壞處,就是人為扭曲供需關系的變化信號,從而滋生黑市或權力尋租,破壞市場經濟良性循環。因此市場經濟國家實施臨時價格干預多務求慎重,輕易不擴大干預時間和范圍,避免造成更大損害。
從上半年中國不斷擴大價格干預的效果看,局部漲價有所收斂,整體效果卻不明顯。今年前5個月中國CPI超過8%,出現了漲價預期強化與價格干預擴大的惡性循環。面對高企的通脹預期,以及利益受損的公眾的壓力,臨時價格干預很容易轉向長期價格管制。
中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不能為了追求短期效應,而重歸政府管理一切的計劃舊體制。著眼現實,應回到市場機制上逐步緩解通脹壓力。這就需要切實轉變政策思路,改善宏觀調控的方法、力度和節奏,用一攬子政策,讓市場回歸市場,政府回歸政府。
我們堅持認為,應全面審視當前宏觀調控政策,更注重貨幣、財政、稅收、產業等政策的協調性。本輪通脹高企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是國際原材料漲價,治理這種“輸入型成本通脹”,或可以讓人民幣持續升值,以鼓勵進口抑制出口,增加國內商品供應量,減輕價格上漲壓力。
我們一再主張的財政補貼和減稅等政策,也可以起到作用。央行可以繼續綜合運用加息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平抑通脹,政府可以通過定向補貼,減輕困難群體和農業等弱勢產業的壓力,避免管制引發成本傳遞惡果。同時,我們特別看重適時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普通減稅,既增強多數國民抵御通脹的能力,也減少財政性投資支出對通脹的拉動。
從根本上說,價格是引導資源合理配置的杠桿,政府不恰當干預或管制,容易破壞其正常波動規律,導致市場機制失靈。這應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需要避免的不良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