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摩根大通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龔方雄
       財富觀察員  鈕文新

李南：你剛剛從美國回來，他們現在到底怎么看這事?

龔方雄：以我的觀察，美國人的心理狀態非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缺錢，房價掉得厲害，而且他們債務很嚴重，所以希望外國人來給他們解套，向他們注入資金；另外一方面呢，他們又很擔心，會不會自己的優質資產被外國人一夜之間就收走了。

李南：我確實看到，現在好多機構就調高人民幣升值預期了，過去說6%差不多了，現在都不是了，調到10%的，說預期今年12%。

鈕文新：珠江三角洲好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前幾年就辦不下去了，人家也看到人民幣升值是一個大的趨勢，所以，要么不干了，要么干脆就跑到內地去再開廠，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

李南：我們就希望他去西部啊，這不是 很好的事嗎？

龔方雄：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但是需要時間，企業需要時間來隨機應變，所以我還是贊成目前這種漸進式的，逐漸加快的這種方法。人民幣升值是沒有問題的，一定要升，而且應該加快速度升?，F在我們升得越慢，吃虧越多。

鈕文新：但現在大量的熱錢在流入中國，人民幣升值越慢，熱錢流入的時間就越多，我認為應該一次升到位。

龔方雄：所以說，人民幣升值的最佳時間已經錯過了，我們是要為此付出代價的?，F在的決策只能說是“兩權相害取其輕”。

李南：可對于我們自己來說呢，比如對于我們普通的百姓來說，我們并沒有感受到人民幣升值給咱們帶來的好處。除了出國旅游可能便宜一點、留學便宜一點，這大家都知道了，還有別的嗎？

龔方雄：李南最近沒有買高檔的消費品，或者說奢侈品吧？

李南：是，股票都被套住了，買不起。

龔方雄：像瑞士手表之類的奢侈品，如果人民幣沒有用目前的速度升值的話，那些高檔品牌的包也好，瑞士的手表也好，可能比目前就要貴20%、30%以上，因為歐元兌美元升值了30%多，人民幣兌美元只升值了百分之十幾，所以，實際上人民幣對歐元還處在貶值過程當中。

李南：可是另外，如果我是一家出口企業的員工，那我工資可能會下降。你們都說人民幣升值之后可以減緩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我看到的最新數據也并沒有降下來啊，房價也還在漲，那么人民幣升值到底對我有什么好處？

龔方雄：通貨膨脹跟人民幣升值，不但沒有必然的聯系，而且人民幣升值實際上幫助中國抑制了通脹。中國面臨的通脹，主要是輸入型的通脹，是成本推動型的，這個是全球性的通脹，這不是說我們本身通過加息能解決。加息是抑制內部需求，但是現在通脹原因是全球性的，你只能通過人民幣升值，去作為一個緩沖器，緩沖全球石油價格、商品價格、農產品價格可能對我們通脹帶來的影響，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不是因為人民幣升值，我們現在的通脹可能會更加惡劣。

李南：人民幣在穩步升值的過程當中，反彈幅度沒有超過1%。有人說，是穩定升值的承諾使投機客穩賺了。

龔方雄：現在問題是，你想一天給它10%，還是一年給它10%？人民幣在升值，當然意味著我們本身的財富在增長，那么持有人民幣財富的投資者，他就會受惠。人民幣現在的升值，實際上比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情況要好一些。我們的流動性過剩的情況、泡沫化的程度，沒有日本當時那么嚴重。日本的問題實際上是抗拒升值，抗拒時間太久，造成經濟的泡沫化。我們采取的行動，實際上比日本早。

李南：盡管也有點晚，但還是比日本早一點，是吧？

鈕文新：問題是日本當年看不到今后會發生的一些問題，所以當時它在考慮問題，也是在考慮什么樣的方式更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在《廣場協議》之后，日本做了一個大的戰略調整，就是把整個國內的產業進行輸出，繞過美國，繞過歐洲的貿易壁壘，然后直接去投資，你不是不讓我出口嗎，你不是用壁壘來限制我嗎，我到你那兒去建廠，我到你那兒去買東西。

李南：還有人總結說，日元的大幅升值迫使它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這是個好事。

龔方雄：強迫產業結構從低端向中端和高端展延，這的確是非常好的事。其實日本的很多品牌，索尼、松下、豐田這些全球知名的品牌，都是在日元升值過程中崛起的。20世紀60年代、70年代，日本的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品牌效應還非常非常低，因為都是低端出口戰略，跟我們目前的狀況差不多，所以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好處，就是強迫你進行產業轉移，向中端、高端轉移。將來我們中國人要有自己的品牌和技術，我們不只是簡單依靠境內加工廠這樣單一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們可以到美國去設廠，到歐洲去設廠，然后設廠的那個品牌還是我們的。比如說豐田、索尼公司在美國設的廠，它還是用日本自己的品牌，賺的錢還是日本公司賺的錢，然后賺的錢回流到日本。

李南：可是日本用了20年完成這些轉變，我們有幾個20年？對于每個單獨的個體來說，這個成本一定要由我們承擔嗎？

龔方雄：所以機不可失，我們已經失去了兩年來升值的最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