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全球糧價高漲，風聲鶴唳之下，關于糧食安全的種種高論又起，其中尤以依靠中國自身能力確保糧食供應最為響亮。然而，甚少被懷疑的所謂“自足”，是不是一種最佳的應對方式，在目前事態下尤須綜合各方面因素加以考量。

倡議確保糧食安全者多喜歡從所謂“戰略考慮”出發研判問題，舉凡牽涉到戰略，則不惟以經濟成本為歸依，而須加之以政治因素，要從國際格局的大視野看問題。

循此邏輯，人們首先需要厘清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有沒有險惡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從全球糧食市場上進行采購的正常渠道面臨威脅？

答案是否定的。無論從官方定調，到民間輿論，無不認為目前中國所處的國際格局，是建國以來最好的。在此問題上敵情意識過強，無異于否定目前的大好外交形勢和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努力。早前幾年，談及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香港著名學人張五常即斷言，他怎么也無法想象，中國會有一天面臨全面禁運，以致無糧可買。

也有人從國際經濟形勢出發，認為目前糧價高企，糧食市場動蕩，自保之途首重自身的生產和供應能力。

在一個全球市場聯動的年代，冀望能獨善其身是善良而單純的愿望。如果我們面臨的是全球性糧荒，那么可能需要全方位的閉關鎖國，才能保證糧食的增產部分不被通過各種渠道投放到國際市場上去。

以玉米為例。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大對生物燃料的投入，帶動玉米等原料價格上漲，中國產玉米也有不少部分被吸引而去。與此同時，中國自身由于飼料價格上漲，導致豬肉禽蛋等消費品價格一路走高，進而導致出現結構性通脹風險。有人即提出限制玉米出口之議。然買低賣高，自古皆然，靠人為力量阻遏，鮮有成效。主流經濟學家的共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只能依靠市場的力量，一方面減少出口補貼，一方面理順流通體制，讓玉米在本國市場的出售所得大過出口獲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只有跳出從敵情意識的政治考量框架，再擺脫獨善其身的前鎖國心態后，我們才能從正常的成本計算出發，去尋求糧食安全的正道。

這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出發進行權衡。首先從國際市場來看，考慮到中國在當下依然享有的勞動力眾多且價廉的優勢，和所面臨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偏少——且因城市化和工業化會持續減少的劣勢，則從比較成本優勢出發，以輸出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品來換取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幾乎是不爭的選擇，惟一需要解決的是技術性層面的比例多少的問題。

把目光放回國內。以中國管制體系的運作規律來看，一旦確立糧食自保的國家戰略，則此國家意志會被層層分解到各地，變成各省自保，各地市自保，乃至各縣鄉自保。這種情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即出現過一次。其在經濟學意義上的謬誤，長期為學界詬病。

早在1960年代，面對地方上提出的糧食自保呼吁，當時主管中央財經工作的陳云即斷然拒絕。他給出的反對意見相當簡潔樸素：油料作物產區如要糧食自保，須減少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這會導致油料作物減產，而糧食主產區為了彌補這一油料缺口，勢必要減少糧食種植面積來種植油料作物，兩敗俱傷。

事實上，即使在一國之內，若事事從自保和安全出發，強求產糧區與其他經濟區之間協調調撥，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講也并不合適。一個簡單的例子，考慮到倉儲和物流成本，廣東省從越南、泰國等周邊國家進口糧食，要比從東北運糧劃算得多，雖然后一模式看起來要“安全”很多。

因之，充分利用和駕馭一個內外打通的糧食市場，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因勢利導，才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