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劉波 近年來的無數事例表明，無論是神靈的威懾、權力的壓制還是武力的脅迫，最終都難以抵擋民主的滾滾洪流。對于這一點，尼泊爾新生的共和國提供了一個最新的注解。賈南德拉國王于5月28日被制憲會議廢黜。當皇家的旗幟從納拉揚希蒂王宮降下，歷時239年的沙阿王朝終結時，這位被尊為毗濕奴大神的化身并據稱精通占星術的國王，已必須試著做個共和國的公民。

至此，在始自中國辛亥革命的亞洲共和化浪潮推動下，一百年前還籠罩在整個亞洲的專制君主制，如今已所剩無幾。雖然有人常以社會或文化因素作為拒斥實現民主的論據，但民主體制是否值得追求這一點，在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已不再是未有定論的話題，因為縱觀全球，民主對于保障人權、緩解紛爭的好處顯而易見。

雖然共和國與民主的肇造幾乎總是以一位專制君主或獨裁者的倒臺為起始，但君主制或獨裁政府本身的終結并不意味著民主制的牢固樹立，共和體制也并不必然擔保民主的踐行。維持與鞏固民主政體任務之巨，絲毫不亞于其創建之難。

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見證了底層的殘酷報復與革命的恐怖如何讓人們甘愿重新效忠于一位能穩定政局的新皇帝；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見證了經濟衰敗、社會分裂與大眾愚昧如何使民主體制成為政客與軍閥掌上的玩物；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見證了尖銳的意識形態對立與社會觀念分化如何導致了一個法西斯政權的上臺；同一時期的德國見證了狹隘的民族情緒與戰敗復仇心理如何讓一個狂人掌握大權，出現了“民主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敵人通過民主制產生”這個歷史上最荒謬的悖論。而據美國政治學者拉里·戴蒙德估計，自1974年以來建立的民主國家，僅有一半是完全自由的。在種族與宗教沖突、分離主義暴力、恐怖主義、販毒、有組織犯罪、經濟混亂、政府腐化的重壓下，許多民主制有銷蝕甚至毀滅之虞。

這一切都說明，民主政體的實現并不是民主建設的終結，舊式體制殘余的社會結構與思維方式更需要得到消解。尤為重要的是，并非完全內生、而是在外部思潮與壓力影響下出現的新生民主體制，往往要遇到巨大的挑戰，因為昔日無權的底層總是希望翻身掌握權力，而對權力的渴求總會伴隨人類的激情與妄念，人們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總會以一種試圖不公正地對待他者的報復情緒重現。這使仇恨延續，給社會埋下暴力的種子，并在新的權力斗爭中發芽，或是導致社會的無政府化與崩潰，或是走上極權的老路。

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與政體轉變相比，后專制或后沖突時代的“民主構建”成為更受關注、更受思考的問題，即：在民主政體建立之前，人們就已需要對政治、經濟、教育制度與社會心理有意識地重構，來為民主的扎根準備土壤。

例如，19世紀的法國人托克維爾之所以對美國民主充滿信心，就是因為美國人似乎與生俱來的不畏權威、崇尚自由、容忍異己的風氣。而過去幾十年來西班牙、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順利的轉型，也和各國旺盛的中產階級與公民社會關系甚巨。與以憲政、自由選舉與軍政分離為特征的傳統民主相比，一些新的思維，如美國人羅伯特·達爾提出的 “多元主義政體”（polyarchy），已經在成為成熟民主的標志。

從這一點而言，尼泊爾剛剛起步的民主，帶有一些積極的征象。在選舉中獲勝的尼共（毛主義）領導人普拉昌達對媒體表示，民主是20世紀人類史的“終極教訓”，準備接受多黨制的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與美國發展良好關系。當年“反帝斗士”越南一門心思地加入WTO曾令反全球化人士備感沮喪，現在從叢林中走出來的毛主義游擊隊員與其他政黨合力構建民主，將是對持“‘亞洲價值觀’與民主不相容”立場、鼓吹威權道路者的另一個重大打擊。雖然前路或許波折叢生，但尼泊爾的民主試水無疑值得期待，并可以為其他亞洲國家提供近在眼前的鮮活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