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晚上近12點才從成都返回北京(事后得知:如果晚一天乘飛機我就無法按時返回了).地震發生的當天，我在北京，卻沒有感受到震動，不知是否因為住在一樓的緣故。直到傍晚時分，連續收到幾個短信，提醒要注意和提防北京有可能發生地震。我不相信這樣的提示，照常上課，課間休息時與同學們聊起此事，才知道下午2點多四川汶川發生了大地震，北京許多地方的震感也很強烈，尤其是高層建筑。晚上下課回家后，一邊打開電視收看新聞，一邊忙著給成都的朋友打電話或者發短信，幾乎都沒有得到迅捷的回復。隨后我又收到來自陜西朋友的短信和電話，告知他們那里也有強烈震感，并且有玻璃、鏡子和燈具破碎以及房屋裂縫的情況發生。朋友們還告訴我，他們估計此次地震的震級可能會有8級，因為遠比當年唐山大地震時所感受到的強烈。

我連續收看有關地震的直播電視，并且在CCTV1頻道和4頻道,以及四川衛視之間來回切換，有時要收看到凌晨一點鐘。因為第二天還要工作，清晨又乘吃早飯的時間收看一會。

我的感覺是，政府所組織的救援工作總體上說是積極和有效率的，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比如說在地震發生三十幾小時之后，仍然無法進入震中---汶川縣城，空軍的空投因為天氣原因而不得不取消，這到底是技術水平還是設備落后？如果是在戰爭中，也會因為下雨而無法在預定目標降落嗎？在晴天降落當然會順利成功，但是在軍事上最關鍵的是能夠出奇制勝，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能夠降落，當然就更可能獲得勝利。

此外，地面部隊也無法進入，更是難以解釋，在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三年內戰時期，都有軍隊能夠夜行軍一百多里，甚至從懸崖上攀爬，翻過一道又一道山脈障礙，在裝備給養都大大提高的今天，我們的軍隊難道無法在三十幾個小時內進入震 中？

另外更加讓人感到疑惑的是，5月14日的《武漢晚報》第5版報道：“四川省軍區司令員夏國富、副司令員李亞洲和阿壩軍分區的六名領導帶領三百多人，于13日中午12點最先抵達汶川縣城。這支第一個進入震中汶川縣搶險救災的中國軍隊經過六個小時的緊張搶險，已搶救汶川縣城生命危險的傷員一千多名”。而同一天的《長江日報》第2版題為“第一支救援部隊抵達汶川縣城”的報道，卻說：武警駐川某師200人在師參謀長王毅的帶領下，由理縣強行軍90公里，于13日23時15分到達汶川縣城，...王毅介紹，當地縣政府救災指揮中心已經確認，他所帶領的200名官兵是第一支到達汶川縣城的搶險救災的隊伍。

中國人一向喜歡爭“第一”，媒體報道也總喜歡在誰“第一”上大做文章，那么在這樣災難當頭的時候，這兩支部隊究竟是誰在向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關注中國災情的人們撒謊？是否有必要予以澄清并向公眾報告一下？

災害發生后的前三天（最有可能使被救者得以生存的時間段）是最需要得到食品、飲用水、藥品、醫護人員、通訊設備和救援設備的，可是直到3天以后，這方面的組織和運輸工作才顯得比較有成效，這至少說明我們國家的應急反應能力與實際需求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顯而易見的是，空投是這3天以內的緊急救援中最關鍵的有效手段。然而，中國空軍沒有能夠在這方面創造一流的佳績，無論是技術水平\設備所限還是官兵素質問題，總之，這方面應當大有檢討和改進之處。

在此我還想提出，中國何時才能組建非軍方的直升飛機救援專業隊伍？或者至少開放民間直升飛機升空的許可，以便在緊急情況下或可由民間專業救援人士補充軍方的不足。

在災情新聞報道和評論方面，也可以看出新聞隊伍素質和思路方面的欠缺，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識，許多問話顯得幼稚、空洞，不切主題，許多回答顯得羅嗦\教條(比如總是不忘說某一級地方或基層領導臨陣指揮)邏輯混亂或知識缺失，大多表述的是領導如何重視、態度如何堅決，而對于具體數據和救援效果卻往往含糊不清。有關專家可能在特定政治壓力下難以直抒己見，回答時也支支吾吾，往往觀左右而言其他。甚至對震前是否得到過相關地震預報或推測，也不敢給予直接回答。

新聞發布會進行之中竟然會出現中斷和停播，然后也不給予任何解釋或補播的機會，這些都與人們的知情權和政府對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的承諾相悖。

據網上所公布的帖子，在震前就有關于阿壩地區有可能出現地震的傳言，而被當地政府作為辟謠處理了。如果有人做出可能發生地震的預測，領導人擔憂的往往是，如果發布地震預警消息，是否會引起大面積恐慌？從而使他們自己承擔難以擔負的政治責任。難道他們不懂得“生命至上”的道理？

假如他們發布地震預警消息，結果并沒有發生地震，可能會受到上級的批評，最嚴重的也不過丟失幾頂烏紗帽?？墒侨绻敯l卻不發，導致幾十萬人的傷亡和數百億元的直接損失，他們失去的是什么？

已有不少人指出，為什么災難發生時，總是學校和醫院的房子容易倒塌？而政府的辦公樓卻鮮見整體倒塌？

通訊線路和電力的中斷也使人們發出這樣的疑問：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建設緊急備用系統？電力和通訊這兩大壟斷行業已經賺取了多少壟斷利潤，難道它們不能為災難發生時的通訊保障做更多的有效努力？他們的智商和精力如果總是用在如何變相和富有技巧地收費以及如何忽悠消費者身上，那么它們當然會較少地考慮發生概率較低的應急處置手段。

如果不及時總結和深刻反思這場災難的教訓，未來還會有更大災難和損失發生，到底誰來承擔這重如泰山的責任？筆者認為，當下的中國，需要更多的批評者而不是美化者，來幫助提高政府的運作能力和社會的救援效果。

（文章來源：08年5月19日  博客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