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版專稿 記者 盛超 張玉蕾 2008年6月2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丁學良做客經濟觀察網，就汶川地震的國際評價和災后的制度建設做了精辟的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摘錄：

在這次地震中，國際上對我們有幾點正面的評價，我想在這里討論以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制度化的建設。

一、信息透明化

中國作為快速發展的大國，如何建立應對緊急事態的機制。

在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最基本的前提是信息自由。沒有這一點，后面的防范措施無從談起。這次的大地震，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很大的進步。問題在于，這個進步能不能制度化。在以后的天災人禍面前，中國的媒體能不能自主的、自發的、及時的、多方面的披露信息，這是要關注的問題。

我想到一個例子，美國加州大地震。關于加州大地震的事情，每年都有人提出來，每年都有相關的技術方面信息出來。絕大部分，都肯定這個地方會有大地震，7級、8級以上。而且時間界定很寬，有人說30年之內，有人說20年之內，有人說17、18年之內就來了。我想，這樣的信息在我們國家大概是不會上主流媒體的報道的，但是美國不一樣。只要有可靠的信息來源，那些專家和技術人員都會被請到電視臺和報紙請去做解釋，有什么新的數據。他們在電視上，在媒體上討論，這么做起到了三種作用。

第一，它堵住了謠言，信息是透明的，沒有隱瞞，科學家在公開討論這個問題。比如根據我們以前的觀測，這個地方40年內會有一場8級的大地震，但現在的數據表明，可能不是40年了，是30年了。有專家這樣出來負責任的出來討論，那就不存在謠言了。這次國外媒體的報道中有一個標題起的很好，《中國政府跑在了謠言前面》。跑在前面靠什么？就是信息透明。

第二個作用是對全民進行防災方面的訓練。如果出現了地震，學校應該怎么辦，醫院應該怎么辦，交通部門應該怎么辦、消防部門應該怎么辦……方面進行全民的防震教育和訓練。

第三、每當有來自科學家信息出來，都導致了比較快的對地震帶上最重要的建筑和設施的保護和檢查，包括橋梁、道路、加油站、學校。該加固的加固，該防范的也防范。

這個例子說明什么問題呢？雖然地震不能短期預報，這在任何國家都是這樣，但不代表我們要被動等待地震的到來。

理性的，科學的，冷靜的預防。為什么不能這樣呢？如果有來自研究地震的專家的信息，就要及時地討論，一次、兩次之后，絕對不會引起社會的全面恐慌。

信息的及時，以及隨著信息的及時披露對政府工作，行政管理，技術防范，在這次地震以后能否進入我們制度化的過程，在法律上保護的新聞自由、更透明信息披露，這是一大考量。

二、民間參與

在任何一個社會，政府對救災應該起最重要的作用。但這并不等于，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遇到巨大的災難，你都指望政府把所有問題都承擔下來。不管政府的資源有多少，這都是不現實的問題。必須有理性、科學的行政管理的心態，不能使自救、自助的機能喪失。

這次在四川地震中，我們看到多種多樣，形形色色的民間自救自助行為。個人的、小組的、朋友間的、NGO等等。國際上非常關注這個，在多大程度上民間的這種自助、自救行為能夠在中國的法律上得到肯定和保護。

我希望，很多人希望，這次大地震能夠促成一部更開明的，更跟國際上接軌，更理性，寬容的民間自救法律。

三、學校建筑審查

第三個方面是我最關注的，就是這次地震中，成千上萬的孩子被豆腐渣工程，被建筑壓死壓傷。

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對獨生子女的家庭，父母喪失了唯一的孩子，我都不敢想這個問題。

如果這次大震以后，不能帶來對中國學校校舍、建筑物的全國的統一的法制管理的話，我認為這次地震死去的孩子們都白死了。

我還有一個建議，在多災地區的教室應該徹底檢查，能加固的加固，不能加固的就不用了。如果這次不能對倒塌的建筑進行法律上的追究的話，那我覺得是天理、人理、法律不允許的事情。這方面的司法建設必須成為中國以后公共政策的重點。

對倒塌的建筑物進行嚴格的技術上的審查，這件事情不做，我看不出來對社會有什么積極的作用。

四、國際接軌

第四個制度化的建設，中國發生大的災難的時候，跟國際上的接軌做得是不錯的。但是我覺得應該更接軌。

我一直強調，在過去的200年的中國，中國最最重要的進步都是跟國際化接軌得來的。

或者是法律，或者是觀念，或者技術，或者是組織，都是因為與國際有了接觸，然后看到了差距。我現在想不出來有哪一項進步不是跟國際化接軌而來的。

如果我們這次大地震從幾十年前的拒絕國際援助變為地震發生后的第三天讓國際援助進來，那我們更應該規定以后只要發生比較大的災害，就要在第一時間與國際接軌，讓別人來幫忙，要以人為本。

五、社會慈善監督機制

第五個方面的制度化建設是我們一定要這次災后的重建中，建立一個現代社會慈善的控制和監管機制。

大部分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大部分在危難時刻都會解囊相助的，沒有這方面的制度化的監管和建設，會影響以后的慈善行為。我非常希望能看到這方面的制度化建設。
以前我們中國太窮了，沒有慈善資源的基礎。我們現在慢慢富起來，慈善的來源就變得豐富和多元化，如果我們沒有相應的監管機制，對這個社會變得更加團結，更加和諧是不利的。

美國民間慈善捐助占GDP 的2.4%，多數用在教育、醫療領域，這兩個是對公民素質影響最大的。中國這次地震之前只有0.01%多，按照比例來講，應該是1/15。

我相信，這次地震對全國人民是個很好的教訓，如果我們以后有這方面的監管制度的話，會很好。

這次地震是巨大的一場悲劇，同時也展現出了我們這個社會和民族很多非常光輝、感人的東西，制度化的建設使感人、光輝的東西傳承，使我們這個社會變得更有人性，更團結，更有效率，在面對巨大災難的時候，變得更加堅韌。

問題：

1.記者：災區重建過程中，會不會市場化進程產生阻礙，一體化的制度在突發事件中效率很高，一些企業在拿這個作為繼續一體化的借口？

丁學良：我在五年以前，是這么回答這個問題的，在應對和處理突發事件時，中國過去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有他的長處，也有短處。這種體制在應對突發事件時有優勢，因為這種體制組織能力強，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強，這個組織類似于軍事性質，自上而下下命令，他的優點是只要指揮中心得到正確的命令，做出正確的決策，就會調動一切資源對付突發的難題。

這次四川地震肯定會給拒絕改革的機構提供理由，但我們也能找到反方面的理由，在一個國家里，突發的災難面前永遠不能缺少軍隊，但如果通通軍事化，經濟、學校、企業管理上統統軍事化，那是不行的。

我們可以對比緬甸，緬甸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幾個國家之一，而緬甸曾是東南亞最先進的國家，這次中國救災所表現出來的的開放性和自由度跟緬甸成了對比。

2.記者：從保險的角度談談這次地震

丁學良：這次地震災害反映出中國的保險有嚴重的局限，不過任何一個社會的重大自然災害，都會促進保險業的進步。我們應該建立分層保險的機制。

簡介：

丁學良，出生于皖南農村。1984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的關門弟子?，F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比較發展、大學制度和全球化。

爭議話題：2005年，丁學良以一句“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論斷被推到了備受爭議的處境，也被《時代人物周報》評為“2005年十大敢講真話者”。

問：您覺得中國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

丁學良：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有的經濟學家還沒有對經濟科學做什么樣的貢獻就想著獲諾貝爾獎。

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做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如果那樣的話，是不可能在經濟學領域做出獨立的研究來的。在西方，也有經濟學家當大官，但他們是在經濟學領域做出非常獨立的、優秀的研究后，才短期進入政府或大銀行等部門，然后他們會很快就回到經濟科學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樣就開始想著賺錢和當官。

(本文為記者根據丁學良演講內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