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首席評論員 孟雷 這是艱難的二十天，現代化的傳播方式使所有人都近乎于親歷災難，幾十萬傷亡者就在我們的身邊、眼前死去或掙扎。震驚、悲哀、激動、茫然、焦慮以及不在場的無力和羞恥感，種種情緒占據了我們的頭腦與心靈，惟覺在此巨變面前文字無能、思考無用、道理多余。

但現實總要逼使我們回過頭來，媒體的社會價值和思考言說者的職責，不容許我們只停留于做一個實況的描摹者和只是表達瞬間的鼓舞與感動。盡管這是困難的，但就像有時必須再劃開劇痛的創口以尋找嵌入肌骨的箭簇。對于災難后的國家與人民，痛徹而清醒的反思與災難中凝聚的人心一樣，同是破碎社會的重建之基。兩者互為支柱，不可或缺。

經歷災難之后，人的本能是假如不能淡忘那么至少尋找某種象征意義，以作為對災難直觀記憶的替代。英雄與英雄主義、萬眾一心、踴躍捐助，對于具體的個人，把對災難的感受轉移至這些可以使心靈得以在感動中獲得撫慰和救贖的象征上去，不失為療傷之道。但是對于這個國家和社會來說，如果這場大難留給我們的整體意義僅止于“贏得抗震救災的最后勝利”，如果災難只是這樣成為又一座勝利紀念碑的背景與紋飾，那么無疑是令人遺憾的。

如果止步于此，則多難必不能興邦。

因為我們曉得，史鑒俱在，就對待災難而言，那是曾經的中國歷史中一貫的常態。幾千年的災難史，就是這么扛了過去。多難的國家和人民，在一次次的艱危后，收獲了那些“人定勝天，壞事變好事，悲痛化力量”的所謂道理。然而，在災難的酷烈面前，在那些死難者和掙扎者面前，任何的辯證法都曾不斷被證明那只是最蒼白不過的敷衍與塞責，只能用來做遮丑布、景觀墻。

現代社會自不會再這樣照方抓藥，不會指望靠辯證法和百姓的忍耐傳統就可宣布又取得了偉大勝利。此次難后，雖倉促上陣，政府確實顯示出了強大的應急能力，其立場之開放與行動之透明更是前所未有；而賑災救援中，民間的自我組織、主動行動，已使我們看到一個公民社會正在頑強地發育生長。如此等等，都是社會能在災難中復蘇、重建的希望。

我們當然需要希望，希望往往是我們在災難暗夜中走向未來時惟一可持的火把。我們要憑借希望探得前方的道路，知道去往何處；但是需要希望不等于要選擇回避和遺忘，我們同樣需要知道，我們因何陷落至此。

因何至此，在某個層面看起來，似乎已經很清楚了，就是無法防范的特大天災——地震部門已經解釋，地震短臨預測在現有科技下基本無法實現；地方官員和教育、建設等部門已經提出初步調查意見，大量的中小學?？逅c腐敗與 “豆腐渣工程”無關，這次地震首先超過了預計強度，校舍的抗震設計難以抵御如此強烈的地震，而學校建筑是根據國家規定的本地區抗震設防烈度設計的等等。

既然如此，一切悲劇皆由天災，公眾是不是就已不必反思與追問？我們以為，突發天災并不假，無可反思則未必。

我們愿意相信地震部門的專業水準和科學操守，雖然始終存有爭議但我們仍愿意接受短期預報難以達到的解釋。但是，對于汶川此震，仍有進一步反思的必要。按照地震部門公開的信息，也早已確知，震區所在的龍門山斷裂帶被認為是中國境內最危險的斷裂帶之一。此次地震，震中正位于地震高發區。有地震記載以來，此次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圍內發生過8次7級以上地震，1933年還暴發過7.5級大震。

如此，公眾不免要追問，如果短臨預測無法實現，那么在已經比較成熟的中長期預測中，對該地區可能的地震曾做出了什么樣的預測？有關部門有沒有具體的避震防震預案？按照公開的報道，一段時期以來，震區已出現過較多的地動房搖現象，對此有沒有跟蹤監測分析，結論是什么？地震系統有否收到其他渠道報告的預警？如果有，是如何分析排除的？災后的重建，大規模的回遷安置已經開始，對未來此一斷裂帶的震情預計是什么？而這個問題將必然牽扯到的另一個反思和追問就是，在未來對地震的中期預報是否應提前發布，即便會因此付出一定的社會治理——比如經濟或穩定——的成本？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到科學，更涉及到治理方式和制度倫理，雖在唐山災難30余年后又經由此次慘禍再次破題，但并非只值得地震部門思量。

而對于教育等部門拿出的那個調查意見，我想我們與所有仍沉浸于悲傷和憤怒中的公眾一樣，已經別無可說。你們的筆尖上，將懸墜著數千個上萬個幼兒和少年們臨難時的惶惑、恐懼與茫然，而這將永不再是一個可以止于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