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這是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發展戰略，我稱之為“趕超戰略”.

對中國發展戰略的思考

經濟觀察報：1987年你從美國學成歸來，先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評價說，這7年是你的學術黃金時期。

林毅夫：可以這樣說吧。這期間我主要研究農業問題，我認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改革和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應該堅持推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同時研究視野也在逐步放寬，從農業問題逐步拓展到中國發展戰略問題上來。

經濟觀察報：是什么讓你的研究從農業問題逐步拓展到中國發展戰略這樣的宏觀問題上來？

 林毅夫：農村問題的解決并不是只在農村內部而已。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個關鍵是農村勞動力往外轉移，轉移必須有工作，所以農業的發展、農村的發展跟國民經濟的增長是相關的。另外，國內喜歡把一個人分為農業經濟學家、工業經濟學家，國外沒有這樣的區別，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可能會有差異，并不是方法存在差異。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國改革的形勢發展很快，改革的重點已經由農村轉向城市。但是，面對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已有的經濟理論顯得蒼白無力。如何正確理解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如何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對經濟學家既是個巨大挑戰，又是個難得的機遇。

經濟觀察報：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對，其實從步入經濟學界開始，我一步也沒有離開過對這一歷史性問題的研究，而農業問題僅僅是這個問題的一個部分。八十年代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已經實現了經濟的成功起飛，這些經濟體以與其他發展中經濟相同的起點，實行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績效，被譽為“東亞奇跡”。它們的經驗是否還有普遍意義，成為學術界普遍關心的問題。而我更關心的是，正處于改革中的中國能夠從它們那里獲得哪些有價值的參考？因此，八十年代末開始，我和蔡昉、李周兩位學者合作，開始研究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我們的結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采取的是比較優勢戰略，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強行進行“超車”。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它們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稟賦條件，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增加了出口和經濟的外向型程度，達到了比較優勢的充分利用。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來。從來沒有人——包括這些國家和地區——把它們的發展戰略進行明確地表述，而我把這種發揮當時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在每一階段發展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的做法，稱為“比較優勢戰略”。

經濟觀察報：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頗多曲折。

林毅夫：這是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發展戰略，我稱之為“趕超戰略”......更多精彩詳見明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第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