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農村報》記者向振中所報道的關于東莞市道滘鎮九曲村在土地承包問題上引起的紛爭，是全國同類問題的一個縮影。紛爭的焦點是：農業生產要不要搞規模經營？規模經營是否一定要采取村集體統一經營的方式？歸根到底，國家的《農村土地承包法》還能否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新形勢？

農業生產當然要朝規模經營的方向發展。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平均每個農戶只有半公頃左右的土地。在這樣的小塊土地上耕作，大多數農民不可能富裕起來。這也是中國農民貧窮的原因所。

但是，農業的規模經營采取集體經營的方式。綜觀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種植業領域的農業規模經營實際在兩種情形下發生。

在直接生產環節上，農戶家庭就可以維持足夠大的經營規模，不必搞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化經營。即使在中國農業技術落后的情形下，一個農戶種植3-5公頃的糧食作物沒有任何問題。我國一些地方已經出現耕作上百公頃土地的農戶。如果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割比較零碎，每戶農民不能形成規?；洜I，也要相信農民自己會找到一個辦法來實現土地的集中經營。我國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允許土地承包權自由流轉，這給土地的規?；洜I留下了空間。事實上，我國很多農村地區通過農民之間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實現了適度農業規模經營。

在生產的服務環節上，可以由多家農戶聯合起來組成合作社，共同進行市場活動，以降低農產品銷售或農業生產資料購買的交易成本。在這種情形下，農業專業合作社完全不需要在種植環節替代農戶。農戶在直接生產環節越是獨立，他們在服務領域才越能有好的合作。在我們的一些基層干部的頭腦里有一種奇怪的想法，似乎只有通過村干部把農民的承包地收攏起來再轉給“大戶”才能實現規模經營。按經濟規律的要求做評判，可以認為這種想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為什么分散的農民就不能直接和“大戶”簽定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合同？干部們硬要中間插一杠子，只能增加權利交易的成本，造成效率損失。如果干部們在插手過程中工作做得不透明，還會引起農民的懷疑，并可能引發社會沖突。

在有些情況下，農民不愿把自己的小塊土地轉讓出去而寧愿自己耕作，也不是什么壞事。轉讓出去，農民只能獲得租金收入；如果自己經營，還可增加一份勞動收入。如果集中經營的效率的確很高，以至“大戶”付給土地承包戶租金明顯超過承包戶自己經營的全部純收入，我們相信承包戶會自己與“大戶”談判，并確定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價格，村集體完全不必介入。干部們的作用只應該是為農戶服務，保障農戶之間合法轉讓土地，依法履行合同。

按我的觀察，在多數情況下，鄉村干部們硬要自己過手用“集體化”的辦法來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本質上是想分割一塊利益由自己支配。我以為，即使這種愿望是善良的，其做法仍然不可取。按照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干部們有多大的利益支配權，應該由農民說了算。只要干部們得到農民的信任，很多公共開支可以完全通過民主協商的辦法籌集資金。這個辦法能不能行得通，完全依賴民主自治制度的落實情況。如果想通過集體化經營的辦法來解決農戶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問題，我看也是好心難有好結果。只要農戶僅僅依靠幾畝地生存，找不到解決“隱性失業”的辦法，就不可能有高水準的社會保障，家庭養老就只能是養老的基本形式。只有大量農民轉移出農業，農業生產主要由專業農戶來經營，農戶的社會保障交費能力增強了，農村的社會保障水平才能提高。沒有這樣的條件，即使有了幾個“大戶”，多數農民還富裕不起來，任憑干部們想什么辦法，社會保障的水平也不可能提高。

如果硬要“剜肉補瘡”，必將后患無窮。未來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還是要走大財政的路子，各地依靠村莊自己的財力搞“自給自足”，不是一個靠得住的出路。
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口號以來，不少地方搞了五花八門的促進農業規?；洜I的事情，多引起農民的不滿。我自己對此早已深表憂慮。過去30年農村走向繁榮的基礎是耕地承包制，難道我們在建設新農村的口號下就要退回到集體經濟時代？些許利益支配權的爭奪，就要顛覆中國農村的政治天平？我看我們的高級干部們要好好想一想了。承包制不是不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只能是進一步鞏固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增強農民的生產經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