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郭娟 “一種幾乎是液體的混亂，這種混亂以它所具有的活力和不可控制，滲透到這個社會的所有縫隙，以它自己的能量生存，燒斷那些工廠和家庭的保險絲，淹沒這個平庸的國度；一個極大的混亂，它以秋分時節海潮的速度，以奔馬的速度漲起，迫使那些穿著成套西裝的部長們逃跑，因為他們意識到，不過有點太晚了，人不能與大海的潮汐談判?！?

——讓－保爾·杜波瓦小說《一個法國人的一生》第一章 《夏爾·戴高樂（1958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路易.馬勒在戛納電影節

小說里這個法國人叫保爾·布利科，他的敘述既不是宏觀的，也不能說是公正的，3月22日，在學生們在南特占領了學院所在地的政府時，保爾·布利科的“運動”就是繞城一周，在公路上跑了幾公里，然后凱旋般地回到家中?！霸谑藲q時，在這個春天，我們中間很少有人明了這場運動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精微?！敝挥性诨仡櫼簧鷷r，他才會說，1968年是一場擺脫銀河系的旅行，比美國人在同年進行的月球探險更為根本，在這個新星球上，藝術、教育、性、音樂和政治都將擺脫在戰后的嚴酷中形成的法規和戒律。這風暴來得如此急速、不規律，政治覺醒處在試探的階段，它既來自新聞報道里那些謀殺、軍隊、戰爭的刺激畫面，也來自微小的家庭生活中的不滿、失望和不和睦。新的一代人想要擺脫被修剪過的生活模型，渴望著自由，自由，自由。歷史的斷裂暴烈而突然。

不過對于大多數法國人來說，這個五月仍然是日歷上輕易翻過的一個月，但是對于一小部分人來說，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成為了此后歲月的主導力量，它也導致了曾經的伙伴變成敵人，其中尤其以兩位著名的新浪潮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和讓－呂克·戈達爾的反目最為引人注目。

戛納事件的直接的導火索是亨利·朗格盧瓦被解除電影資料館館長一職。朗格盧瓦熱愛電影，他和朋友喬治·弗朗敘奇跡般地說服了法國商業期刊《法國電影》的主編作為他們的后盾，在1936年成立了電影資料館，從剛開始的梅西納街到后來的于勒姆路，這里成為了“新浪潮”一代的年輕電影人聚會的所在。朗格盧瓦的選片并不嚴格按照評論界的眼光，電影資料館所做的更大的貢獻是它的放映和討論活動，這里既有離經叛道的電影，也有來自好萊塢的片子，這些自然簡約的電影正成為了打破表現主義的陳腐和做作的利器，“新浪潮”一代的青年大概無人沒有看過霍德華·霍克斯的默片或者后來希區柯克的電影。

安德烈·巴贊時期的 “手冊派”在電影上的反叛是美學上的，巴贊這位靈魂人物指出了一種方向，他用了電影批評的方式來影響電影，而無論特呂弗還是戈達爾都是在《電影手冊》寫評論開始他們的電影生涯。巴贊和《電影手冊》也成為法國電影新浪潮的陣地。不知道巴贊有沒有從特呂弗那篇著名的檄文《法國電影的某種傾向》和戈達爾的《走向政治電影》中看出二人同“政治”的親疏關系？

朗格盧瓦被解雇不到一天的時間，法國和世界各地的導演便表示禁止使用他們的電影，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單——布萊松、德萊葉、黑澤明、卓別林、羅西里尼、弗里茨·朗……戴高樂政府用了極端的解決方法——突然襲擊，早上剛剛通過了秘密決議，下午新任館長便就職，解雇了所有的工作人員，甚至給所有的門都換了鎖，那是1968年的2月9日。2月14日，示威活動展開，3000名示威者在戈達爾和特呂弗的帶領下要進入電影資料館，被警察攔下，幾個人沖破防線闖進了資料館又被迫退出，隨后警察發起攻擊，同示威者街頭混戰，戈達爾受了輕傷，眼鏡被打翻。如果在1968年末做一個總結陳詞，會發現這幾乎是五月戛納風波的預告片。

1968年戛納電影節上特呂弗、戈達爾、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等人接受記者采訪

在4月22日一次電影資料館前的空前規模集會壓力下朗格盧瓦恢復原職。

雖然在1968年的那些照片中，可以看到特呂弗、戈達爾、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基等人站在一起，但是作為評委之一的波蘭斯基對中止電影節顯然是不同意的，他在他的回憶錄里回憶了當時發生的情況。彼時 “五月風暴”已經臨近，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并未真正察覺，直到一天早上他被特呂弗叫醒。特呂弗堅持波蘭斯基和他一同去往戛納電影宮的讓·科克托大廳，大廳里的氣氛已經劍拔弩張，波蘭斯基嗅到一種味道，他的法國朋友們的目的與其說是支持朗格盧瓦，不如說是試圖終止電影節，“明星至上的電影節”成為被攻擊的目標。波蘭斯基被邀請發言，他說——請不要忘記今年戛納開幕式上的情景。開幕式上放映了七十毫米的《亂世佳人》，當蓋博出現在銀幕上，下面的觀眾爆發出一片掌聲。如果他的靈魂出現在戛納街頭，一定會引起交通堵塞。電影業不能沒有明星！

波蘭斯基的一番發言顯然不能讓他的法國同行們滿意，簡直是背道而馳，有人立刻指責他是“反動派”。作為一個波蘭人，生平第一次他和蘇聯人站在了一起，蘇聯評委、詩人弗杰弗洛德·羅杰斯坦斯基也反對中止電影節的主意，他們的“同盟者”還有另一位意大利女演員，著名的莫尼卡·維蒂——她出演過安東尼奧尼的多部電影，“我是被邀請到這里來的，我無法在政治上表態，但我知道這樣做是不行的”，維蒂說。路易·馬勒已經辭去了評委職位。

波蘭斯基在回憶錄中說他仍然記得從前在波蘭時，如果一個電影入圍了戛納電影節他們都感到由衷的激動，戛納意味著榮譽、自由和金色的夢。而藝術和政治究竟是否應該糾纏在一起，電影節應該成為斗爭的工具還是一處風暴中的安穩地帶，而對那些來自異國的電影人來說，他們應該多大程度上地卷入這場法國人首先引起的紛爭，合適地“在政治上表態”？時鐘快速撥動，局面開始失控。

電影節的組委會試圖堅持把電影節辦下去，可是放映中出現了更大的混亂，西班牙導演卡洛斯·紹拉堅持要自己的新片《冰鎮薄荷液》退出比賽，放映當天，觀眾已經聚集在放映大廳，紹拉和他的同伴們也沖進了大廳，他們登上舞臺阻止大幕拉開，但大幕還是拉開了，紹拉和他的同伴門懸掛在了幕布上，幾名觀眾沖上臺去同他們大打出手，此時電影已經開始放映，打斗者的身影同銀幕上的秋海棠、老鶴草相互重疊，導演的身影最終以這樣的方式參與了畫面，緊接著放映停止，燈光大亮，電影院里同街道上一樣，也陷入了激烈的情緒對抗和混戰，到處是集會、游行、示威和口號，無政府狀態和總罷工席卷了整個法國，交通徹底癱瘓，加油站無油可加，導演們紛紛收起自己的片子離開了戛納，電影節真正地半途停止了。這不是一次由外及內的進攻，而是電影節的主角們從電影院里放了一把火后沖了出來，同街壘后的同志相呼應，法國的電影工作者們為1968年的這場風暴貢獻了戲劇化的一幕，也許戈達爾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比特呂弗的古典結構更適合來表現這一場景，快速的、非線性的鏡頭拼貼，搖晃著，如同戰場的實地拍攝。正如這種電影語言風格的差異，此次電影節的影響在戈達爾和特呂弗那里也出現了分岔，戈達爾堅定地“政治化”了，而特呂弗在風口浪尖處悄然隱匿。

警察驅散了占領學院的學生，1968年6月戴高樂政府在大選中獲勝之后，工人也回到工廠，法國又回復了平穩的資產階級狀態。

英國人柯林·麥凱布的 《戈達爾：七十歲藝術家的肖像》里有一段戈達爾的第二任妻子安妮·維亞澤姆斯基的回憶，1968年的夏天，特呂弗表示如果在支持資產階級防暴警察和支持醉心革命的有錢小子中做一個選擇，他寧可站在警察的一邊。二人關系決裂。此后兩個人的電影創作也走向了更加截然不同的道路。1968年，特呂弗按照原來的計劃拍攝完成了 “安萬托五部曲”里第三部《偷吻》這部輕快、略帶喜劇風格的電影，后來他的電影里也不見這次風暴的痕跡，只有1980年的《最后一班地鐵》被評論認為是他對革命的反思和總結，而其中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才是電影的主音，對特呂弗來說，對于女性之美的崇拜似乎比政治來得更有切膚之感。

而在1968年的五月間，戈達爾一邊示威游行一邊為匿名三分鐘短片《傳單電影》進行拍攝，還拍攝了《一部平淡無奇的電影》，紀錄的是談論政形勢的學生和工人。搖滾樂亦是1968年的一個主題，在那一年的夏天，戈達爾在倫敦拍攝了《一加一》，取材自滾石樂隊為專輯《乞丐的盛宴》錄制《同情魔鬼》的五天，戈達爾還在電影中囊括了其他諸如黑人問題，法西斯主義等等，有人評價這些各種思想的并陳是一種直接的判斷而非探討態度。最后片子在最終的剪輯問題上戈達爾和制片人卡里耶出現分歧，他否認了制片人的剪輯版本，在倫敦電影節開幕的晚上邀請觀眾露天觀看自己的版本，并在離開電影院時給了卡里耶一拳，這似乎是典型的法國知識分子作派，讓人聯想起1920年代那些你來我往的拳打腳踢。戈達爾開始了他四年的電影政治實驗。

1968-2008，時隔40年，5月，又逢戛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