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再復/文 想想中國歷史的滄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個問題自問自答。問的是：“誰是最可憐的人？”答的是：“孔夫子?！?最先把“可憐”二字送給孔子的是魯迅。他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 “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后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圣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子是什么人？他們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且介亭雜文二集》)被權勢者抬的時候、捧的時候已經“可憐得很”，更不用說被打、被罵、被聲討的時候。

一九八八年，我應瑞典文學院的邀請，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做了一次題為“傳統和中國當代文學”的講座，就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為拿他作文化革命運動的靶子，就把他判定為“孔家店”總頭目，吃人文化的總代表，讓他承擔數千年中國文化負面的全部罪惡。在當時的文化改革者的筆下，中國的專制、壓迫、奴役，中國人奴性、獸性、羊性、家畜性，中國國民的世故、圓滑、虛偽、勢利、自大，中國婦女的裹小腳，中國男人的抽鴉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頭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潑了一身臟水。在講座中，我肯定“五四”兩大發現：一是發現故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面對現代化的挑戰；二是發現理性、邏輯文化在中國的嚴重闕如。正視問題才能打開新局面，所以“五四”的歷史合理性和歷史功勛不可抹殺。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說這位兩千多年前的老校長，確實是個大教育家，確實是個好人，權勢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將他打入地獄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惡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為打倒了孔家店，中國就能得救，實在想得太簡單、太片面。近年來，我在反省“五四”時曾想：要是新文化運動不選擇孔夫子為主要打擊對象，而選擇集權術陰謀之大成的《三國演義》和“造反有理”的《水滸傳》為主要批判對象，并以《紅樓夢》作為人文主義的旗幟，二十世紀中國的世道人心將會好得多。 ......更多精彩內容詳見明天出版的《經濟觀察報》第3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