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事件無疑是我們的恥辱。

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劉許川 數百名不足16歲的少年，被從四川涼山運到廣東東莞等地的工廠，從事超長工作時間的工作，而他們的家人只收到極少量的匯款，有的家庭則從未收到那些當初引誘他們孩子到廣東打工的工頭的匯款。這些孩子中的一些女孩屢遭強奸。這件丑事再次讓我們心痛不堪。

事件被媒體披露之后，東莞和涼山兩地的政府迅速展開清查和解救童工的行動，兩地還同時開始布置打擊非法使用童工和非法中介黑工頭的行動計劃?！巴鲅蜓a牢”之舉不可謂不認真，不可謂不迅速，但他們的行動并不能讓人釋懷。

我們看到的是，所有接受警方詢問的孩子異口同聲不承認自己是童工，很多人并不愿意被解救回到他們的家鄉，而他們的父母聽到前去采訪的記者說童工們兩三天才能吃上一頓米飯時，一個母親竟突然高興地問，兩三天就能吃上一頓米飯？

童工的命運固然悲慘，而童工背后隱藏著更大的悲劇。這些正在上學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愿意讓工頭帶著他們到廣東打工，相信僅靠工頭的幾句誘惑，不可能持續數年之久。每月幾百元人民幣的匯款就可以讓他們擺脫極度的貧困，即使五個月尚未收到匯款的母親也一直滿懷著希望，關于童工事件所有冠冕堂皇的說詞和救助措施，在涼山百姓的貧困面前統統失去了意義。

我們也相信，這樣的悲劇不限于涼山一地。這個貧困地區因為出現了較為集中的童工市場而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而更多分散前往打工的孩子分布在中國更為廣闊的地區。根據近年媒體的報道，童工現象在珠三角以外地區也普遍存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因貧困失學的孩子是童工的主要來源。

童工事件無疑是我們的恥辱。納稅人每年以30%的增速貢獻收入，為什么還不能保證貧困地區孩子的教育？政府每年數萬億元的巨額支出，為什么還無法保障窮人的生活？童工事件應促使我們更加深入檢討財政的支出結構，農村地區最低收入保障政策也應當盡快出臺。實際上，砍掉大部分行政特權支出，比如3000億政府公車開支，將能輕松解決農村低保的經費問題，如果加上3000億公款吃喝支出的“轉移支付”，就能覆蓋更多的窮人并提高他們的最低生活標準。

這也是那些經營 “血汗工廠”的“企業家”的恥辱。他們把成本上漲的壓力殘酷地轉嫁給了涼山的童工們，沒有為使用社會資源支付合理的價格，喪失了最起碼的良知。不要以為這是一個經濟學問題，這是對社會的最大犯罪。

同時，人們有理由懷疑，一些先發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在進行的。

據報道，過去兩年時間，由于人民幣升值和中國出口貿易政策的調整，使得廣東特別是加工業最為集中的東莞的企業紛紛外遷或者關門，這引起了東莞政府的強烈不安。當地最高領導親自出面安撫企業，希望他們留在東莞繼續生產。而在廣東的大部分地區，低端加工業者租用的廠房大部分都是各村各鎮所建，這些廠房和農民房出租屋租金是村鎮政府和原住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工廠外遷也引起了他們強烈的反應。

實際上，準備關門或遷移的工廠所采取的是合理的市場行動，因為留在當地已經無利可圖。如果繼續生產下去并取得利潤，只有非法用工，當地村鎮政府和原住民則有動力鼓勵這樣的工廠繼續在當地存在下去。我們無意把使用童工的罪責加到當地原住民頭上，但如何按市場規律來幫助企業完成轉型或轉移，則是政府之責，政府不能為了自己的收入一味遷就低效率的工廠繼續壓榨工人的血汗。由此可見，從“建設型政府”、“生產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實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