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首次允許普通民眾使用手機

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李翔 一場圍繞人民應不應該擁有手機、進而享用移動通訊服務的爭論，發生在另一個半球的古巴。

這場以手機為標志的爭論在中國大陸引起關注，古巴的改革再次喚醒了我們對于過往歲月的回憶，以及對于未來路徑的警醒。古巴的現狀和中國的過去擁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這也是古巴為何選擇中國作為改革范本的原因。它們都擁有過一個其權威無可撼動的建國之父，它們都依靠一種理想主義建國，并且以理想主義和權威領袖支撐自己度過艱難歲月。而之后，它們都需要依靠另一種威權政治來促使人民暫時擱置那種曾經激勵他們的理想主義，轉向現實。

今日的古巴和當年中國大陸所要面臨的現實，正是政治領導人迫切需要捍衛人民免于匱乏的自由。

1942年，在整個世界岌岌可危、人民在戰爭面前顫栗發抖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發表演講，試圖重建美國和整個世界的樂觀主義，激勵起人民對于一個未來世界的向往，“在我們力求安定的未來歲月里，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羅斯福描述的這四項人類基本自由分別為：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選擇和堅持信仰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懼的自由。

這四種自由像支撐人類尊嚴之殿的四根支柱。對于古巴而言，在建國之父菲德爾·卡斯特羅不再連任政府職務之后，繼承他成為古巴領導者的勞爾·卡斯特羅將謀求提供給人民其中一種最無須爭議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勞爾聲明，將會“取消已經過時的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通過古巴電信公司宣布，古巴民眾可以以簽約的方式享有移動通信服務；可以自由地在之前只向外國人開放的高級酒店消費；放松個人購買電腦、電視機、高壓鍋、空調等家用電器的限制；逐步解除禁止農民購買農用物資的規定等。

對資源的壟斷，以及對資源分配方式的掌控是一個組織實現自己控制力的最有效方式。通過這種控制，它可以讓人們陷于一種對稀缺的恐懼。這種恐懼并不會明顯表現出來，但是它清晰地體現在人們對物質的饑渴需求上。每一項計劃產生的限令被解除之后，帶來的都是一種需求的狂熱。當古巴電信公司宣布人民可以享有移動通信服務時，營業廳內外密集的人群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如果愿意回憶，曾經的前蘇聯和中國商店外排隊等待購物的人群也是例證。

盡管這種對資源和資源分配方式的掌控可以讓一個政府或者一個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控制力，但是它的直接后果是民眾難以享有免于物質匱乏的自由。他們生活在一種需求上的半饑餓狀態。在匱乏面前，他們每個人都表現出無力感。而且，如果不將對資源和資源分配方式的控制力釋放，讓看不見的手來完成這種調節，人民也終究難于享有免于匱乏的自由，一項無須爭論的自由。

這種常識已經為古巴的領導者認識到。他們正在重復30年前中國政治領導人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試圖通過解放人民對物質的欲望，來推動一個經濟體的復蘇——在之前的歲月中，物質欲望的凝固帶來的是生產力的凍結。只有經濟的復蘇才能促進供給市場的繁榮，使一個國家走出稀缺年代，進而滿足人民對于豐盛物資的渴求。唯有如此，才能使人民享有免于匱乏的自由。而且，這項最基本的自由也應該是檢驗一個好的領導者和好的政府的標準。

對于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而言，他們關注一個遙遠國度的改革和關于改革的爭論，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對相似歷史的懷舊，或者對他國生活的獵奇，他們想要重溫的是政治家推動改革的魄力和捍衛人民免于匱乏的自由的勇氣。畢竟，只有真正自信的政治家才敢于放松對手中權力和資源的控制，而這種勇氣和自信，也是政治家和政府再一步前行、賦予人民其他形式自由所需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