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是他們這一代經濟學家中的一個標志性人物，承上啟下，溝通中西。他能主動轉型，而且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就是他1992年前后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量論述。與一般學院派學者不同的是，他親身參與了這一過程，對這一進程做了實際的推動（《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第318頁，《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第25、97頁）。他想以現代經濟學理論解決當代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這方面,還有兩個例子。1980年代他和榮敬本等人最先把“尋租”這個概念引進到中國，這對現在的反腐敗非常重要，是一個理論利器。以此為開端，經濟學者胡和立、鐘偉、高輝清等人對雙軌制下的“權力租金”進行了詳細的定量研究。此外，吳敬璉對“公司治理”和“法人治理結構”介紹得非常透徹，我看過他的文章，也當面聽他講過。他曾在與陳清泰、謝伏瞻等人合著的《國企改革攻堅15題》中有表述，后來又發展了一步，從城邦制講起，真正把公司治理上升到經濟民主的層面，讓人豁然開朗。

每當經濟學界有了激烈爭論，大家都想聽到吳敬璉的聲音，而他總是不負眾望。吳敬璉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充滿著“大智慧”。他看問題既能高屋建瓴，有高度，也能一針見血，有深度。原因在哪里呢？他知識面廣。吳敬璉的閱讀量非常大，大得以他這個年紀難以想象。他還通過各種機會接觸各領域的青年學者，接受新知識，是學術界的一個信息“交匯點”。他的“大智慧”就來自這大閱讀量和大信息量。以一個純粹的學者身份整合各種改革的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改革，這是一種胸懷，也是一種魅力?！逗魡痉ㄖ蔚氖袌鼋洕愤@本書里有多篇他與法學家的對話，實際上，與法學家的對話有點勉為其難，但是他意識到經濟學家必須要了解法律，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離不開法治。這是非常難得的。由于這種專業以外的努力，他始終能夠站在改革理論最前沿。

這本書里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為了迎接中國發展新階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問題》，這是吳敬璉為一個研討會提供的書面發言要點?，F在，改革的民意基礎與合法性有些問題，已不如1980年代，這是實情。有學者做了問卷調查，發現人們對改革的質疑越來越多。但是不改革行不行？可能民眾更不答應。鄧小平曾經說過“不改革死路一條”，現在還是一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面貌，改革前怎么樣，改革后又怎么樣？要有整體觀，要有歷史觀。中共十七大報告專門有一章講“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稱改革是 “新的偉大革命”、“關鍵抉擇”、“必由之路”、“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語氣非常堅定。由此看來，中央對關于改革的爭論是重視的，認識也是清醒的。

改革是出現了問題。但如何看待當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理論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或是已經走過頭了；一種認為是改革不徹底造成了問題。吳敬璉持后一種觀點。比如，如何認識貧富差距擴大？是不是搞市場經濟引起的？吳敬璉分析的結果，不是這樣，而主要是兩種因素引起的收入差距擴大使人們不滿：一種是行政壟斷導致部門間的收入差距過分懸殊，另一種是權力腐敗帶來的灰色收入導致差距擴大。普通農民和工人的利益受損，但并不是說出現了企業家階層他就不舒服，或者說知識分子收入比他高他就不舒服，問題不在這里。工人農民的利益受損，這里有很深的政治、法律、經濟的體制因素，是一個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停頓和倒退就能解決的問題。當然，在透明、公正的原則沒有建立起來以前，一些部門或地方的改革受局中人利益主導，成為損公肥私的假改革，這個情況也一定程度地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中國是一個轉型中的大國，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的問題既有發展中的問題，也有轉型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急不得。但是，改革不徹底的情況卻被人們嚴重低估了。有人講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滯后，但經濟體制改革呢？其實，我們從新世紀的這幾年看，經濟體制改革也躊躇不前。國有企業通過19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包袱是卸了，也確實搞活了，但國有企業尤其中央國有企業依靠壟斷又成為一個超級龐然大物；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的很多待遇卻落實不了，壟斷集團利用立法的力量把很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路子堵住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改革都還有很多事要做。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的另一個方面就是要素市場發育遲緩，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發揮出來——資本市場基本是一個官方市場，須臾離不了政府；土地市場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嚴重割裂，一級市場被高度壟斷，農民的土地產權不完整；人才市場受戶籍制度羈絆；技術市場受制于教育科研體制——資源的價格不能體現其稀缺性和供求關系。此外，教育改革為什么滯后，為什么備受抨擊？因為我們的教育承擔了一部分意識形態職能，誰也不敢改。高校改革的問題根本不在所謂“產業化”問題，而是“官本位化”和“意識形態化”問題。為什么叫 “改革攻堅”？原來是增量改革，舊的東西基本不動，靠新的增量去贖買和腐蝕，但時間長了就可能把整個經濟社會都敗壞了，新體制也扭曲了?，F在剩下要改的都是存量中最頑固、最核心的東西，這就是“改革攻堅”的含義所在。改革現在還是個“半拉子工程”，弄得不好就成了 “爛尾樓”，這個結局誰都不愿看到。

我是經濟類雜志的編輯，我非常佩服吳敬璉的一點是：什么事，到他那里幾句話就能夠說清楚。他的視角是體制視角。為什么說發展高新技術政府不要抬牛腿而要牽牛鼻子？為什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喊了多年卻始終沒有效果？為什么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吳敬璉從體制上一加分析，問題就十分了然。吳敬璉近60歲時專門到耶魯大學學習制度經濟學，與青木昌彥有密切學術往來。他也是比較制度分析這門學科在國內的奠基人之一，現在，這個領域的后起之秀如許小年、錢穎一、盛洪、張軍、崔之元等等，可以說已經蔚為大觀了。

如果說吳敬璉的“大智慧”是通過后天學習得到的，那么，他身上所展現出來的“大氣象”和大家風范則或許是與生俱來的。他出身于著名報人家庭，母親是一位有思想有擔待的企業家，對他影響之深遠自不待言。他能夠面向公眾，他也善于面向公眾。他習慣于被人批評，但他又能與批評者展開良性的互動和溝通。他身上有“輿論領袖”的潛質，也有一種一語成讖的能力。這些年，有許多“吳敬璉式”的名言警句曾風行一時：“股市需要大智慧”、“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改革與腐敗賽跑”、“警惕權貴資本主義”、“制度重于技術”、“互聯網：要發展還是要泡沫？”等等，微言大義，振聾發聵。媒體喜歡他，大眾也記住了他。

吳敬璉的所思、所言、所行，使得他近年的著作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他既為重大的改革決策提交方案——如把國有股減持的部分拿過去做實養老賬戶，經過他幾年來的不停呼吁已經初見端倪——也親身推動著局部的、基層的、一點一滴的改良。這兩年，他更注意從實際出發，注重實際操作。他開始贊賞并關注那種“小步快走”式的改革。我知道他這些年來一直在關注基層商會的建設、改革和內部治理（《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第167頁），無錫開了七次商會國際論壇，他每會必到。

吳敬璉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同時他又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如果說吳敬璉是一個經濟學家的話，他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經濟學家，他有一種歷史責任，有一種社會情懷，在這種情懷的支配下就形成了他獨特的悲天憫人式的經濟學家人格。吳敬璉的這種人格特征向上可以追溯到顧準，可以追溯到顧炎武，甚至可以追溯到東林黨人和常州學派。吳敬璉喜歡研究“頭部的問題”，而不只是看到“腰部的問題”，他的眼光永遠是前瞻性的、趨勢性的、苗頭性的。所以他說出的話有時并不是很討好當道。他曾當過大型國有企業的獨立董事，但結果并不是很愉快。他熱忱呼喚市場經濟，但是市場經濟真正來了之后，他發現這個市場經濟不是他原來想象的市場經濟，他又與其他學者一道，把市場經濟分成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他要呼喚的是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法治的市場經濟。還可以設想，再往后，假如法治真的加強了，而法制自身的腐敗及法制體制的改革又是問題。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這樣，吳敬璉呼吁國企改革，但是當今天國有經濟出現龐大的壟斷集團的時候，他又強調要把生產力從壟斷集團手里釋放出來。他主張改革，但當他發現改革中不公開、不民主的黑箱式操作在損害普通人利益時，他又較早地舉起了“公正”大旗，站在普通百姓一邊（《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第368-395頁）。他就像希臘神話里那個不斷滾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