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聞喜縣裴社公社南郭村第三生產隊隊長孫炳新被拘留了四天四夜。還好，趕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本來“非得被送到大牢不行”的孫炳新，這才僥幸回復自由之身。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天條以至險遭不測呢？說來也簡單，他無非是搞了包產到戶。而之所以必須包產到戶，則是因為他不愿讓鄉親們過那種一天三頓吃紅薯干乃至吃野菜的苦日子。

生存是一切活物的本能。但為生存而掙扎竟然成了一種罪，連為生存而掙扎的自由亦不可得。這在今天或許難以置信，但在那個年代卻是普遍的事實。據說兩千年中國歷史都是一部專制史，但縱然如何專制，權力也并非無遠弗屆。土地上種什么怎么種，不可能官府說了算；鄉鄰糾紛也可以自己調解，而不至于每每驚動官府；但或發生天災人禍，民間亦可自由救助。換句話說，盡管政治上不自由，但基本的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還是有保障的。盡管個人不獨立，但家族組織，行業組織及其他社會組織的獨立還是受尊重的。

發展到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皆剝奪殆盡，不僅個人，而且社會都受到嚴格管制，除了權力絕對自由，一切皆不自由，這的確堪稱曠古奇觀。政治自由缺乏，民眾未必有切膚之痛；但如果喪失了基本的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就不免直接動搖民眾的生存底線。如何種地不是農民說了算而是官府說了算，如何制造不是工程師說了算而是官府說了算，如何交易不是經理說了算也是官府說了算。而古往今來的官府，其不變的特性都是除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別的什么都不懂。他們指揮種地，土地的出產當然最低；他們指揮制造，制造的性價比當然最低；他們指揮交易，交易的效率當然也是最低。權力的邏輯只適用于官場，除了官場，權力的邏輯套到哪個領域，哪個領域自身的規律就絕對不起作用，哪個領域就絕對一片哀鴻。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不幸，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權力社會。甚至人們的婚喪嫁娶，甚至人們的談情說愛，都躲不開權力的規制。所以孫炳新們縱然是天天吃野菜，對不起，你也不能稍有變通。餓死事小，藐視權力事大。要維護權力對個人密不透風的規制體系，就必須對任何可能掙脫權力的掙扎——哪怕僅僅是為了生存而掙扎——予以最嚴厲的打擊，以儆效尤。孫炳新也就只好接受被拘留的命運。 改革開放救了孫炳新。只是因為改革開放，為了生存而掙扎才有了合法性。以這個縫隙為發端，民眾的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才一點一滴地逐步擴大。一部改革開放史，某種意義上就是兩千年來人們固有的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逐步回歸的歷史，即整個社會逐步回歸正常的歷史。其實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這個進程也并沒有真正完成而仍然是進行時。行政壟斷已被公認為中國經濟的心腹之患，社會領域的權力規制也未有實質性松動。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的雙重匱乏，更導致了天文數字般的權力監管成本，使社會不堪負荷，也使社會與權力的關系愈來愈緊張。

誠然，今天我們解決了物質上的溫飽問題，但我們未必不比三十年前更累。不僅身累而且心累，不僅作為管制對象的民眾累，作為管制主體的當權者自己也累。解決物質上的溫飽問題，根本原因無非一條，就是權力在經濟領域讓了步，讓民眾部分地恢復了經濟自由?，F在我們在解決物質上的溫飽之后更要解決精神上的溫飽，更要放飛自己的心靈，讓自己活得輕松，活得瀟灑。而這別無他法可想，唯有請權力繼續讓步，不僅繼續從經濟領域讓步，更要從社會領域尤其是精神領域讓步，真正恢復兩千年來民眾一直擁有的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

我同意一種說法，改革從根本上說不是什么創新，而是回歸。這個回歸到進程我們才走了一半不到，我們后面的路，還長著呢。

文章來源：新京報